我们俩垂头丧气地走在哈密市胜利路上。10月的阳光明亮而没有热度,街道旁榆树杨树已经陆陆续续开始落叶了,我们到底何去何从?

    是否去邮政局领奖金成了我们争论的焦点。我的意思是光明正大地去领,老板娘还没顾上这事;梁和景劝我算了,派出所可能已经在邮局等着了,去了是自投罗网。眼看走到邮局门口了,我下定决心对梁和景说,你在这里等着,我去领,情况不妙你就赶紧跑。到了邮局,领奖台前空荡荡的,只有一个模样俏丽的女孩在无聊地修指甲。当我怯生生地报出了自己姓名,女孩眼睛立即亮了:真有你的!整个哈密市只有十个人中了奖,你是其中一个!我们都在猜这个牛人是谁,还能挣上我们邮局的钱!我赶紧掏出了身份证,然后在获奖名单上签字,领了那金贵的60元钱。

    这是我们入疆以来过得最轻松的一个夜晚。刚入疆时的忐忑,惶惑经过二十多天磨炼已经减轻了许多,我们终于有闲暇时间慢慢在街道上溜达。

    现实的哈密和我想象的哈密完全不同。在我的想象里,哈密应该是土楼高耸,各民族载歌载舞,满大街甜瓜、葡萄的地方。我感觉实际上除了浓郁西北风味的饮食、拗口的地名和老家不一样,操全国各地口音,南腔北调的的人多以外,和家乡并没有本质不同。

    不觉我们散步到一个广场,广场边上一片霓虹灯在闪耀,“曼陀铃”三个字熠熠发光,里面断断续续传出放肆的笑声与粗野的歌声。我知道这就是刚流行起来的所谓舞厅或歌厅吧。广场上,又是另一番景象。一个电视机,一个录像带,两个小喇叭带一个麦克风,也组成了一个小型“歌厅”,一个小伙子正大声吆喝着“一首两块,五首送一首”,不时有三三两两的人鼓足勇气唱一首,然后或镇定地或面红耳赤地离开。

    我们在露天“歌厅”旁的石板上坐了半天,招揽生意的小伙子开腔了:“兄弟,白听了半天歌,也照顾一下生意,唱一首啥!”说完把一张脏兮兮的选歌单扔给了我们。我和梁和景面面相觑,就我们这怂样还唱歌?但是既然人家问话了,好歹我也得回答啊。我站起身子,双手将选歌单还给小伙子,装着老练地说:“兄弟,来这里找亲戚,没找到,还正在犯愁哩,作难那,哪里还能唱歌啊!”小伙子见怪不怪地说:“这样啊,我今天也是第一天练摊,该收摊了,我给你俩找个去处。”我和梁和景对视一眼,心里高兴极了,忙不迭地帮小伙子收电线,装箱子,然后把所有家伙什装上一个三轮车,小伙子骑着,我们跟在三轮车子后面走。

    黑灯瞎火走了三十分钟,小伙子说到了。我一看,三轮车停在了一个还未完工的建筑工地上,几栋在建的楼房围成了个小区,中间杂七杂八堆放了水泥,沙子,木板等材料。小伙子把我们领到其中一个单元门口,指挥我们卸车,然后说:“这是我舅舅的工地,我找了个地下室放东西,你俩可以住到这。”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把东西搬到地下室,地下室不大,有二十平米,中间吊了个白炽灯,地上扔了几个床垫。小伙子打着哈欠说:“快睡吧,我走了,明天放你们。”说完扭身走了,“啪嗒”从外边锁上了门。

    第二天,我被一阵尿意憋醒,估计天已大亮。门外传来嘈杂的声音,是工人开始干活了。搅拌机的咣当声,电锯的吱吱声,让人心烦意乱。我使劲拉了拉门,那门是一整张铁皮焊的,非常结实。地是红砖铺的,我揭开一块红砖,痛痛快快撒了一泡尿,又小心将红砖盖好,这才算心满意足。

    已经到中午饭点了,可以清晰地听到工人互相呼唤着去食堂打饭的声音。“哗啦”门开了,昨天那小伙子提了两个塑料袋走了进来,“赶快吃吧!这是我刚从食堂打来的,大白馍馍和豆角肉,吃完我领你们去见我舅舅。”我和梁和景急不可待地打开塑料袋,一人抓了一个大馍馍,大口吃了起来。

    小伙子自我介绍姓鲁,家是老皮革厂的,这块地皮就是皮革厂的厂区,被他舅舅买下来搞房产开发,“我舅舅可是大老板,你们说话千万小心!”

    大老板果然有派头。在一辆蓝鸟车(后来才知道这高级车的名字)的后座上一边抽烟一边听了小舅子诚惶诚恐的介绍,大老板皱了皱眉,但并没答话,而是一叠声叫着:“范老六!范老六!”,刹那,不知从哪儿一跑一颠冒出来一个戴着安全帽的小个子,用四川话油腔滑调地说:“领导,啥吩咐?”“这两个小伙子交给你了,当小工吧。”“领导,现在缺的是大工,砌砖,抹灰,都要得,小工满大街都是。”“就这样吧!”大老板车门一关,小车一溜烟走了。

    范老六狠狠瞪了一眼小鲁,“我就知道是你娃搞得名堂,还不是想找人帮你干活?贼大鬼!”小鲁无辜地笑了笑:“范老板,工地不是也缺人嘛。”范老六转身对我俩说“既然来了就好生干活,下午你们两个清模板。”

    转眼间,我和梁和景完成了饭馆逃亡服务员到建筑小工的华丽蜕变。我和梁和景一人一把刮刀,面对的是堆成山糊满了水泥浆的各种型号、大大小小的钢制混凝土模板。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模板用刮刀铲干净。别说干活,刺耳的钢铁和钢铁的摩擦声就让我受不了。我揪了两个纸团把耳朵堵住,可刚干了一钟头两个大血泡就从手掌上冒出来。我看了看面前这些模板,实在是没有干下去的勇气。梁和景倒是聪明,专捡比较干净的水泥浆少的模板干,同样的时间竟然比我多干了十几块。我拍了拍梁和景的肩膀,“梁老弟,歇一会。”梁和景停了手,颇有成就感地看着模板:“咋样,不赖吧?这咋说也得给个十块八块的。”我撇了撇嘴,对他的盲目乐观表示鄙夷。

    11月的天黑得早,7点多,食堂里吹起了几声哨子,开饭了。我和梁和景赶紧洗了洗手,随着人流往食堂走。范老六像个大将军般擦叉着手站在食堂门口,一眼就看到了缩头缩脑站在队尾的我们,大声对打饭的说“给最后那两个娃娃打三等饭,记在伙食账上。”所谓三等饭就是一个素菜——莲花白,然后一份汤,两个馍馍。我垂涎欲滴看着有人打了一碗油汪汪的红烧肉,有人打了香喷喷的辣子鸡,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大碗被舀了一勺莲花白,手上的血泡一阵痛疼,心里暗地问候了范老六的老娘。

    吃完饭,我和梁和景刚进地下室,小鲁已经在收拾他的那堆宝贝了“快帮忙,去了找个好位置。”虽然已经累得快摊在地上,我们还是帮小鲁把东西装在三轮车上。装完车,小鲁看我俩还楞在那里,不耐烦地一偏头,“走啊,后面的活还多呢。”我俩面面相觑,只好乖乖地跟在车后。

    今夜广场凉风习习,让人心情也好了很多。把“歌厅”支好,小鲁看着我俩一拍脑袋:“看你们这个样子,今天啥好事也别想了!”的确,我和梁和景都是灰头土脸的,活像两个叫花子。“这样,工地有热水,你们回去好好洗一洗,明天干完活利索点过来,瞧见没,你俩的任务就是帮我到周围拉人过来唱歌,拉一个人五毛钱,够意思吧?”

    迷迷糊糊睡到半夜,地下室的门被打开了,“赶快帮我搬东西!”小鲁一脸兴奋地跑了进来。把东西归置好,小鲁从口袋里掏出了几张大团结对着灯光美滋滋地仔细反复研究。“今天碰到两个瓜娃子,为了一个小妞较上劲了,一人唱了10首,哈哈哈!”我看着这些钱,目瞪口呆,世上还有这种挣钱法?

    炫耀完人民币,小鲁神神秘秘地从一个纸盒子里掏出一盘录像带,“今天哥们高兴,给你们开开眼。”我立即知道咋回事了。镇上三胖家的录像厅就经常这样干,半夜三更经常有高中生溜出去,就是看这个玩意。梁和景也猜出来了,眼里要冒出光,“快点放吧,鲁哥!”小鲁找了张纸板将地下室的小窗户遮住,把录像机、电视机连好,一开机,屏幕上先是呼呼啦啦的雪花,突然一亮,几个一丝不挂的金发碧眼的外国女人在镜头前搔首弄姿,我们三人虽然有所心理准备也被弄得面红耳赤。看完这盘不知道翻录了几遍模糊不清的带子,梁和景激动地给小鲁建议,“鲁哥,晚上在工地找些人看,挣钱更快!”我赶紧打消了他疯狂的念头“这是犯法的事,别瞎想。”

    第二天有质监站来检查工地,范老六派我们给一栋楼打扫卫生。因为活路比较轻,无非是搬搬杂物,擦擦玻璃,我和梁和景算是度过了愉快的一天。当范老六点头哈腰带着质监站的人去喝酒,我们也算是收了工。不待小鲁吩咐,我和梁和景赶紧冲了个澡,换了身干净衣服,眼巴巴盼着小鲁来。

    因为广场有了新的竞争者,小鲁不得不提前过来摆摊。当我们选定了位置,安营扎寨完毕,另外一家才过来,我们不禁有了一些不错的优越感。华灯初上,广场上闲逛的人陆续多起来,开始还有几个人有一曲没一曲地在我们这个摊子上唱,可逐渐都聚在那家摊子上了,,围了一圈不停发出啧啧的赞叹声,我们悄悄走过去一看,傻眼了,人家那里是一台新潮的机器,叫VCD,点歌迅速,歌曲也新,音效也好,明摆着我们将要被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