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三章江左穷,桓温窘(一)
闷了一肚子气的桓温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到范六叛军上去了,五万精锐大军分三路,兵锋直指射阳。太和五年九月,桓温领军大败范六叛军,斩首千余,俘万余,收复射阳。继而再攻盐渎,范六领残部三千余遁于海上,不知所踪。
桓温无奈,只好班师回广陵,还没等他将朝廷得胜的消息传遍天下时,他发现一件非常郁闷的事情,那就是江左朝廷没钱了,这下可要了桓温的老命了,他可是江左朝廷的当家人。
没钱就不能过日子,没钱就不能发粮饷,没钱就得饿肚子,可是现在江左到处都要用钱。得胜的将士朝廷们总要意思一下,发些犒赏吧;徐州被乱军肆虐地几成废墟,世家豪强家破者不下千余,总得拨些钱粮安抚这些人,并恢复徐州地方吧;还有江左朝廷最主要的产粮地-三吴今年大旱,百姓多饿死,需要钱粮赈灾。到处都在要钱,可是江左朝廷的仓库已经干净地连老鼠都搬家了。
看到这些文书桓温非常郁闷,兴宁二年(公元364年),自己执行了庚戌土断等“改革措施”,江左朝廷财政状况一度好转。太和元年(公元366年)二月,皇帝陛下还曾经下诏说建业官仓已储有一年的钱粮,暂停一年向建业转运米布,紧接着秋天大熟时又下诏说今建业官仓储足丰富,各州郡可提高官员俸禄,这才过去四年的时间,怎么一下穷成这个样子了。
桓温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很快就在广陵与其弟-桓云和谋士郗超、王珣进行商议。
“景兴,元琳,此事非同小可,我必须借重二位的大才!”桓温郑重地说道,这种事情桓云还没有什么发言权,于是老老实实坐一边安静地倾听,在合适的时机在发表自己的看法。
“桓公,我等也想不到情况居然糜烂到了这个地步。”郗超和王珣对视了一下,最后还是按照惯例由郗超先开口说道,“上月我接到桓公的书信后,便好生调阅了这几年度支、仓部的卷宗,发现这里面的弊端太严重了,而且诸类种种,牵涉极多。”
“首先是官吏贪墨,桓公于兴宁二年进行土断等改制后,朝廷的度支有了好转,当时各地官仓都堆满了谷米布帛,而各地官吏却开始或趁机盗窃或以好充次,各地损耗以万斛计算。王右军(王羲之)曾去会稽游历,路上无意看到余姚县一地耗盗官仓谷米居然达到十万斛之巨,难怪他会感叹重敛百姓以资奸吏。”郗超说到这里,不由长叹一口气。而桓温阴黑着脸,默然地坐在那里。
“第二是在编户籍百姓的徭役太重,虽然当今陛下在即位时大赦天下,减亩收为二斗,行十五税一制。但是其他杂赋取税却是层出不穷,如折变,有时是将布变米,有时是米折成布帛,有时又是将租米、布帛折成钱或其它实物,全看地方官吏的喜好。”说到这里,郗超举了一个例子:“由于北府机织棉布泛滥,布帛价格极低,由咸康年间(公元335~342年)的一千钱掉到现在的不到一百钱,按照朝廷制度,应该是每户岁输布四匹,但各地官府却是规定只收两匹布,其余收现钱,而每匹布按升平年间的布帛价格计算净收500钱,有贪婪的官吏却是按照永和年间的价格800钱来收。此中却是相差了数倍,民众纷纷不堪其重。”
郗超停了下来,看到桓温那阴沉紫红的脸,心底暗中叹了一口气后继续说了下去:“还有供给官吏将校的恤俸;有专门按丁收税,用于筑堤保塘的塘丁税,此税行于会稽等临海地区;还有迎送钱,凡有官吏到任或离任或任上去世,地方都必须送钱财物资,往往都有数十上百万钱之巨;还有地方官员的公用(办公费用),公田(官吏的官田),杂供给等等。”
“此外还有徭役,由于数十年来,朝廷累累北伐用兵,民丁应征者从十三岁到六十六岁,更甚者征役七、八岁童子或八十岁老者;而一场战事经常是经年累月,民夫一征便是数月近年,难怪前豫章太守范武子大人(范宁,东晋著名经学家)曾哀叹‘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耳,今之劳役,难有三日休停’。如此而计,极贫者,悉皆编户役民,役赋严苦,户役者不堪复命,或断截肢体,或卖儿卖女,或产子不育,或典妻贴妇,或自卖为奴,或逃窜山湖,或自缢沟渎,所以才有这范六逆贼揭竿一呼,应者数十万计,蔓延有如野火烧原。”
郗超突然听到一声轻微的“啪”声,猛地抬头一看,发现坐在正中的桓温将手里的佩玉环给掰断了,可见这位大司马心中是多么愤怒和震撼,看来他和自己一样,打起仗看到数万大军齐发,意气风发,却想不到后面有这么多凄苦的故事。要不是因为这次朝廷没钱了,自己也不会这么仔细地去研究这些过去一直没注意的东西,一研究下来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难怪范六叛军有如汪洋大海一般。
桓温幽幽地长舒了一口气,黯然地叹道:“某治事以来,竟无一功可论,无一事可记,军破于外,资竭于内。看那北府曾叙平,却能气吞万里如虎,纵横远外。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景兴,那该如何办呢?”过了一会,从极度愤怒中回过神来的桓温开口问道。
“我与元琳等人商议之后,觉得当今唯一之计便是争民!”郗超毫不犹豫地答道,他和王珣等人查阅到这种情况,经过慎重推敲后才定下计策来,正好现在讲给桓温听,请他定夺。
“争民?”刚才也是一脸阴愁的桓云不由一愣,不由失声叫了出来,但是在桓温的扫视下很快坐定下来了。
“是的,争民。百姓户民是朝廷赋税徭役的根基,只有在编户民越多,他们分担的赋役就会相应轻松,所输谷米也会更多,如此而论朝廷不但可多收谷米,民情也可缓和。”郗超开始侃侃而言,“从永嘉乱后,江右遗民者近百万余。朝廷立侨郡县以司牧之,一可防止江右流民流入私门豪家,二可抚慰流民恋土之情,三可保留侨姓士族的郡望。然北府复江右立藩,以均田制招募侨民,北归者十之**,余者仅十余万,皆因附于豪门世家中不得归。”
“朝廷南渡后为了安抚世家士族,不但延续荫客、荫亲属制,还行给客制,可按官阶品级拥数量不等的佃户、典计(农奴管家)、衣食客(府中杂役奴仆)。如官品第一,第二者,佃户不得超过四十户,典计不过三人,以下每降一品,少占佃户五户,至九品仍可得五户,少占典计一人,至五品议郎以上典计一人。佃户、典计、衣食客及世家士族的左右随从、侍卫皆注家籍,并无单独户籍,所以朝廷也不会找他们收赋税,征徭役。”
“朝廷行给客制一是安抚优待士族,稳定地方,二是试图限制士族世家隐匿民户,与国争民。但是豪强世家往往不体朝廷苦心,肆意占民,而地方官吏却因为种种关系对此视而不见,加上在籍百姓不堪重负,往往自投豪强世家,附为家奴部曲,以避苛严赋税徭役。朝廷也对此软弱不堪,前余姚县令山彦林(山遐,山涛之孙)曾以严峻刑法收检豪强世家的藏匿民户,不到三月便捡得万余口,并查得余姚世家处士虞喜挟藏户口,以为私附,数量之巨可依律弃市(斩首死刑)。让山彦林欲将虞喜绳之于法时,诸豪强莫不切齿于山彦林,联名上书建业,以虞喜有高节,为当时名士,不宜屈辱。又以山彦林擅造县衙,遂以此诬陷其罪。山彦林呈书时任会稽内史的何文穆公(何充),乞留百日,以便穷翦捕逃虞喜后自请其罪,方而无恨。何文穆公驳其书信,并判坐免官。”
闷了一肚子气的桓温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到范六叛军上去了,五万精锐大军分三路,兵锋直指射阳。太和五年九月,桓温领军大败范六叛军,斩首千余,俘万余,收复射阳。继而再攻盐渎,范六领残部三千余遁于海上,不知所踪。
桓温无奈,只好班师回广陵,还没等他将朝廷得胜的消息传遍天下时,他发现一件非常郁闷的事情,那就是江左朝廷没钱了,这下可要了桓温的老命了,他可是江左朝廷的当家人。
没钱就不能过日子,没钱就不能发粮饷,没钱就得饿肚子,可是现在江左到处都要用钱。得胜的将士朝廷们总要意思一下,发些犒赏吧;徐州被乱军肆虐地几成废墟,世家豪强家破者不下千余,总得拨些钱粮安抚这些人,并恢复徐州地方吧;还有江左朝廷最主要的产粮地-三吴今年大旱,百姓多饿死,需要钱粮赈灾。到处都在要钱,可是江左朝廷的仓库已经干净地连老鼠都搬家了。
看到这些文书桓温非常郁闷,兴宁二年(公元364年),自己执行了庚戌土断等“改革措施”,江左朝廷财政状况一度好转。太和元年(公元366年)二月,皇帝陛下还曾经下诏说建业官仓已储有一年的钱粮,暂停一年向建业转运米布,紧接着秋天大熟时又下诏说今建业官仓储足丰富,各州郡可提高官员俸禄,这才过去四年的时间,怎么一下穷成这个样子了。
桓温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很快就在广陵与其弟-桓云和谋士郗超、王珣进行商议。
“景兴,元琳,此事非同小可,我必须借重二位的大才!”桓温郑重地说道,这种事情桓云还没有什么发言权,于是老老实实坐一边安静地倾听,在合适的时机在发表自己的看法。
“桓公,我等也想不到情况居然糜烂到了这个地步。”郗超和王珣对视了一下,最后还是按照惯例由郗超先开口说道,“上月我接到桓公的书信后,便好生调阅了这几年度支、仓部的卷宗,发现这里面的弊端太严重了,而且诸类种种,牵涉极多。”
“首先是官吏贪墨,桓公于兴宁二年进行土断等改制后,朝廷的度支有了好转,当时各地官仓都堆满了谷米布帛,而各地官吏却开始或趁机盗窃或以好充次,各地损耗以万斛计算。王右军(王羲之)曾去会稽游历,路上无意看到余姚县一地耗盗官仓谷米居然达到十万斛之巨,难怪他会感叹重敛百姓以资奸吏。”郗超说到这里,不由长叹一口气。而桓温阴黑着脸,默然地坐在那里。
“第二是在编户籍百姓的徭役太重,虽然当今陛下在即位时大赦天下,减亩收为二斗,行十五税一制。但是其他杂赋取税却是层出不穷,如折变,有时是将布变米,有时是米折成布帛,有时又是将租米、布帛折成钱或其它实物,全看地方官吏的喜好。”说到这里,郗超举了一个例子:“由于北府机织棉布泛滥,布帛价格极低,由咸康年间(公元335~342年)的一千钱掉到现在的不到一百钱,按照朝廷制度,应该是每户岁输布四匹,但各地官府却是规定只收两匹布,其余收现钱,而每匹布按升平年间的布帛价格计算净收500钱,有贪婪的官吏却是按照永和年间的价格800钱来收。此中却是相差了数倍,民众纷纷不堪其重。”
郗超停了下来,看到桓温那阴沉紫红的脸,心底暗中叹了一口气后继续说了下去:“还有供给官吏将校的恤俸;有专门按丁收税,用于筑堤保塘的塘丁税,此税行于会稽等临海地区;还有迎送钱,凡有官吏到任或离任或任上去世,地方都必须送钱财物资,往往都有数十上百万钱之巨;还有地方官员的公用(办公费用),公田(官吏的官田),杂供给等等。”
“此外还有徭役,由于数十年来,朝廷累累北伐用兵,民丁应征者从十三岁到六十六岁,更甚者征役七、八岁童子或八十岁老者;而一场战事经常是经年累月,民夫一征便是数月近年,难怪前豫章太守范武子大人(范宁,东晋著名经学家)曾哀叹‘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耳,今之劳役,难有三日休停’。如此而计,极贫者,悉皆编户役民,役赋严苦,户役者不堪复命,或断截肢体,或卖儿卖女,或产子不育,或典妻贴妇,或自卖为奴,或逃窜山湖,或自缢沟渎,所以才有这范六逆贼揭竿一呼,应者数十万计,蔓延有如野火烧原。”
郗超突然听到一声轻微的“啪”声,猛地抬头一看,发现坐在正中的桓温将手里的佩玉环给掰断了,可见这位大司马心中是多么愤怒和震撼,看来他和自己一样,打起仗看到数万大军齐发,意气风发,却想不到后面有这么多凄苦的故事。要不是因为这次朝廷没钱了,自己也不会这么仔细地去研究这些过去一直没注意的东西,一研究下来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难怪范六叛军有如汪洋大海一般。
桓温幽幽地长舒了一口气,黯然地叹道:“某治事以来,竟无一功可论,无一事可记,军破于外,资竭于内。看那北府曾叙平,却能气吞万里如虎,纵横远外。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景兴,那该如何办呢?”过了一会,从极度愤怒中回过神来的桓温开口问道。
“我与元琳等人商议之后,觉得当今唯一之计便是争民!”郗超毫不犹豫地答道,他和王珣等人查阅到这种情况,经过慎重推敲后才定下计策来,正好现在讲给桓温听,请他定夺。
“争民?”刚才也是一脸阴愁的桓云不由一愣,不由失声叫了出来,但是在桓温的扫视下很快坐定下来了。
“是的,争民。百姓户民是朝廷赋税徭役的根基,只有在编户民越多,他们分担的赋役就会相应轻松,所输谷米也会更多,如此而论朝廷不但可多收谷米,民情也可缓和。”郗超开始侃侃而言,“从永嘉乱后,江右遗民者近百万余。朝廷立侨郡县以司牧之,一可防止江右流民流入私门豪家,二可抚慰流民恋土之情,三可保留侨姓士族的郡望。然北府复江右立藩,以均田制招募侨民,北归者十之**,余者仅十余万,皆因附于豪门世家中不得归。”
“朝廷南渡后为了安抚世家士族,不但延续荫客、荫亲属制,还行给客制,可按官阶品级拥数量不等的佃户、典计(农奴管家)、衣食客(府中杂役奴仆)。如官品第一,第二者,佃户不得超过四十户,典计不过三人,以下每降一品,少占佃户五户,至九品仍可得五户,少占典计一人,至五品议郎以上典计一人。佃户、典计、衣食客及世家士族的左右随从、侍卫皆注家籍,并无单独户籍,所以朝廷也不会找他们收赋税,征徭役。”
“朝廷行给客制一是安抚优待士族,稳定地方,二是试图限制士族世家隐匿民户,与国争民。但是豪强世家往往不体朝廷苦心,肆意占民,而地方官吏却因为种种关系对此视而不见,加上在籍百姓不堪重负,往往自投豪强世家,附为家奴部曲,以避苛严赋税徭役。朝廷也对此软弱不堪,前余姚县令山彦林(山遐,山涛之孙)曾以严峻刑法收检豪强世家的藏匿民户,不到三月便捡得万余口,并查得余姚世家处士虞喜挟藏户口,以为私附,数量之巨可依律弃市(斩首死刑)。让山彦林欲将虞喜绳之于法时,诸豪强莫不切齿于山彦林,联名上书建业,以虞喜有高节,为当时名士,不宜屈辱。又以山彦林擅造县衙,遂以此诬陷其罪。山彦林呈书时任会稽内史的何文穆公(何充),乞留百日,以便穷翦捕逃虞喜后自请其罪,方而无恨。何文穆公驳其书信,并判坐免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