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贼”是明清统治者对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称呼，后来毛泽东也称李自成起义为“流寇式”的农民起义。那么大明是亡于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流贼”（农民起义军），还是亡于以努尔哈赤、皇太极为代表的女真势力？
在我看来，明朝像是北方农民磨子上的小麦或者高粱，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军像磨底，努尔哈赤、皇太极的女真则像磨盖。而如果没有磨盖，或者没有磨底，这个磨就无法运转；一个磨底、一个磨盖配合着不断地磨，就活活把明朝磨成了齑粉。
所以，如果说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应该是农民军和女真军的双重打击。在这种双重打击之下，明朝是没有办法延续下去的。
已故明史学家顾诚教授专门就明末农民战争写了一部《明末农民战争史》，是明史研究的经典著作。读者如果对李自成、张献忠的活动感兴趣，可以读一读这本书。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姚雪垠先生写了小说《李自成》，从第一卷到第三卷，用文学的笔墨描绘了李自成、张献忠的生平事迹，将明末农民战争的图景展示得非常壮观。当然，任何小说都有自己的问题，《李自成》把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塑造得非常“高大全”，把崇祯皇帝描写得很刻薄、刚愎自用。不过这都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塑造方式。金庸先生也曾经写过一本反映明末农民战争的小说《碧血剑》。
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个皇朝都是被农民战争摧毁的。秦朝的灭亡和农民军有关；西汉的灭亡毫无疑问是因为绿林、赤眉起义；东汉的灭亡和黄巾军不无关系；隋朝末年有农民大起义；唐朝末年有黄巢等人的起义。有意思的是宋朝没有比较大的农民起义。宋朝虽然有一个方腊起义，但是没有成气候，尽管《水浒传》把梁山好汉的起义描绘得很壮观，但实际上只是小打小闹。到了元末、明末，又有农民战争。
有读者问：“为什么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建立大一统的国家政权，加上诸侯混战，人力、物力都投入这些战争之中了，所谓的“农民起义”就无法形成。那个时候也还没有完全酝酿好农民的阶级或者农民的社会群体。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才把所有农民都聚集起来。用马克思的说法，本来个体农户是一个个独立的马铃薯，在国家政权建立以后，特别是秦始皇的大一统建立以后，用“秦”这个麻袋把农民装起来了，所以农民的力量才显得壮大起来。
天启七年（1627）七月，澄城王二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直到清朝的康熙前期，“夔东十三家”才最后失败。这场战争前后持续了三十多年，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大。历朝历代都有“流贼”“流寇”，但是论危害之烈、祸害之深，没有能超过这一场的。
这场农民战争的直接后果是推翻了明朝，间接后果是引发了清军入关。此外它还有一个长久的影响，是对经过明朝二百多年发展，到天启、崇祯时期积累的上亿人口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清朝入主中原以后，能够掌握的户口数字比明朝开国时还要少得多。
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王朝兴亡之间的关联，有时候是非常明显的。随着官场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内部问题越来越多，几乎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明朝不能再存在下去了，甚至对明朝灭亡有些期待。但是，一旦明朝灭亡，大家的好日子也就结束了，要进入清朝的循环，重新从苦难开始，休养生息，然后再发展。
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既和国内政策有关系，也和外部的变化有关系。如果没有女真在关外崛起壮大，如果没有明朝集中大军在萨尔浒和后金决战，如果没有后来一系列的明朝和女真—满族的战争，明朝的财政危机可能还不至于那么严重。这些事情凑在一起，明朝的财政就更加紧张了，于是政府开始向农民摊派。摊派与连年的自然灾害，无疑是明末农民战争爆发的两根导火线。
天启到崇祯时期，甚至从万历开始，明朝的大地就遭受着一轮又一轮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对于社会的发展、政权的存亡有很大影响，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明朝“流贼”的兴起正是因为自然灾害。
天启年间，有位延安籍的官员回到老家，他对眼前的景象大吃一惊。他发现老家灾情竟然如此严重，但官府根本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致使民众流离失所，卖儿鬻女的情况比比皆是。同时，地方官员迫于朝廷的压力，仍然在强行征收赋役。回到北京后，这位官员立即给朝廷上疏，说明了陕西一带的灾情和民众缺乏救助的情况。
对此类事情，朝廷也束手无策。当年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制定了应对自然灾害的制度化政策：一旦某地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地方官应该立即停止征粮，然后向朝廷打报告，请朝廷派官员来勘察灾情，如果灾情严重，就立即开仓济民，再来考虑如何缓解灾荒。但是，这样的政策只有在国家掌控能力比较强、人口不太多、自然灾害不过于频繁的时候才有效，否则就无效。
《明实录》记载，永乐年间，太子朱高炽在南京监国，每一年春冬要代表父亲到凤阳的祖陵祭祀。路过安徽的时候，朱高炽发现自然灾害非常严重，地方官府却还在收粮。他立即命人把当地知县召来，说：“太祖高皇帝的祖制你难道忘记了吗？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你还向农民收粮，这是在为朝廷招怨哪！”
历代明智的统治者都认为，地方官凶狠掠夺民众，实际上是在为朝廷招怨。因为民众不但会把怒气对准个别官员，更会把怒气对准朝廷，认为是朝廷没管好下属。
天启年间，陕西澄城知县张斗耀面对灾荒和饥民，不仅没有开仓放粮（当然也许无粮可放），反倒催粮逼饷，急如星火（当然完全可能是迫于上司的催逼）。用如今流行的说法就是，他不但没有把枪口抬高一寸，反而把枪口对准了农民兄弟的胸口。土地里没有收成，本地民众四处逃难，他处民众却流亡到了澄城。此时有一个性情急躁，同时对官府早已不满的白水县农民，名叫王二（不知是名字早已不可考，还是根本就没有名字）。他流落到澄城，带着澄城和白水的农民冲进县衙，杀了知县张斗耀。官军前来镇压，这帮民众退无可退，于是揭竿而起。
一旦走了这一步，就只有走下去。如果不是因为后来的农民战争，历史就不会浓墨重彩地写小小的澄城县和杀知县的王二了，王二在澄城杀知县的这件事，后世大概率就不会知道了。
历史有一个普遍规律：一件事情能否成为历史事件，不仅在于它本身，还在于它的后续发展。秦始皇的伟大在于统一中国，但是如果没有两汉的继往开来，没有两汉对秦始皇统一大业的巩固、对秦始皇遗产的继承，秦始皇统一中国可能只是昙花一现。所以，如果后来没有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没有传说中三十六营、七十二家的一百零八支队伍在各地起事，王二的这件事就会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但此时的明朝已经到处布满了干柴，只要一个火星，就能燃起燎原大火。
在我看来，明朝像是北方农民磨子上的小麦或者高粱，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军像磨底，努尔哈赤、皇太极的女真则像磨盖。而如果没有磨盖，或者没有磨底，这个磨就无法运转；一个磨底、一个磨盖配合着不断地磨，就活活把明朝磨成了齑粉。
所以，如果说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应该是农民军和女真军的双重打击。在这种双重打击之下，明朝是没有办法延续下去的。
已故明史学家顾诚教授专门就明末农民战争写了一部《明末农民战争史》，是明史研究的经典著作。读者如果对李自成、张献忠的活动感兴趣，可以读一读这本书。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姚雪垠先生写了小说《李自成》，从第一卷到第三卷，用文学的笔墨描绘了李自成、张献忠的生平事迹，将明末农民战争的图景展示得非常壮观。当然，任何小说都有自己的问题，《李自成》把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塑造得非常“高大全”，把崇祯皇帝描写得很刻薄、刚愎自用。不过这都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塑造方式。金庸先生也曾经写过一本反映明末农民战争的小说《碧血剑》。
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个皇朝都是被农民战争摧毁的。秦朝的灭亡和农民军有关；西汉的灭亡毫无疑问是因为绿林、赤眉起义；东汉的灭亡和黄巾军不无关系；隋朝末年有农民大起义；唐朝末年有黄巢等人的起义。有意思的是宋朝没有比较大的农民起义。宋朝虽然有一个方腊起义，但是没有成气候，尽管《水浒传》把梁山好汉的起义描绘得很壮观，但实际上只是小打小闹。到了元末、明末，又有农民战争。
有读者问：“为什么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建立大一统的国家政权，加上诸侯混战，人力、物力都投入这些战争之中了，所谓的“农民起义”就无法形成。那个时候也还没有完全酝酿好农民的阶级或者农民的社会群体。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才把所有农民都聚集起来。用马克思的说法，本来个体农户是一个个独立的马铃薯，在国家政权建立以后，特别是秦始皇的大一统建立以后，用“秦”这个麻袋把农民装起来了，所以农民的力量才显得壮大起来。
天启七年（1627）七月，澄城王二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直到清朝的康熙前期，“夔东十三家”才最后失败。这场战争前后持续了三十多年，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大。历朝历代都有“流贼”“流寇”，但是论危害之烈、祸害之深，没有能超过这一场的。
这场农民战争的直接后果是推翻了明朝，间接后果是引发了清军入关。此外它还有一个长久的影响，是对经过明朝二百多年发展，到天启、崇祯时期积累的上亿人口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清朝入主中原以后，能够掌握的户口数字比明朝开国时还要少得多。
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王朝兴亡之间的关联，有时候是非常明显的。随着官场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内部问题越来越多，几乎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明朝不能再存在下去了，甚至对明朝灭亡有些期待。但是，一旦明朝灭亡，大家的好日子也就结束了，要进入清朝的循环，重新从苦难开始，休养生息，然后再发展。
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既和国内政策有关系，也和外部的变化有关系。如果没有女真在关外崛起壮大，如果没有明朝集中大军在萨尔浒和后金决战，如果没有后来一系列的明朝和女真—满族的战争，明朝的财政危机可能还不至于那么严重。这些事情凑在一起，明朝的财政就更加紧张了，于是政府开始向农民摊派。摊派与连年的自然灾害，无疑是明末农民战争爆发的两根导火线。
天启到崇祯时期，甚至从万历开始，明朝的大地就遭受着一轮又一轮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对于社会的发展、政权的存亡有很大影响，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明朝“流贼”的兴起正是因为自然灾害。
天启年间，有位延安籍的官员回到老家，他对眼前的景象大吃一惊。他发现老家灾情竟然如此严重，但官府根本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致使民众流离失所，卖儿鬻女的情况比比皆是。同时，地方官员迫于朝廷的压力，仍然在强行征收赋役。回到北京后，这位官员立即给朝廷上疏，说明了陕西一带的灾情和民众缺乏救助的情况。
对此类事情，朝廷也束手无策。当年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制定了应对自然灾害的制度化政策：一旦某地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地方官应该立即停止征粮，然后向朝廷打报告，请朝廷派官员来勘察灾情，如果灾情严重，就立即开仓济民，再来考虑如何缓解灾荒。但是，这样的政策只有在国家掌控能力比较强、人口不太多、自然灾害不过于频繁的时候才有效，否则就无效。
《明实录》记载，永乐年间，太子朱高炽在南京监国，每一年春冬要代表父亲到凤阳的祖陵祭祀。路过安徽的时候，朱高炽发现自然灾害非常严重，地方官府却还在收粮。他立即命人把当地知县召来，说：“太祖高皇帝的祖制你难道忘记了吗？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你还向农民收粮，这是在为朝廷招怨哪！”
历代明智的统治者都认为，地方官凶狠掠夺民众，实际上是在为朝廷招怨。因为民众不但会把怒气对准个别官员，更会把怒气对准朝廷，认为是朝廷没管好下属。
天启年间，陕西澄城知县张斗耀面对灾荒和饥民，不仅没有开仓放粮（当然也许无粮可放），反倒催粮逼饷，急如星火（当然完全可能是迫于上司的催逼）。用如今流行的说法就是，他不但没有把枪口抬高一寸，反而把枪口对准了农民兄弟的胸口。土地里没有收成，本地民众四处逃难，他处民众却流亡到了澄城。此时有一个性情急躁，同时对官府早已不满的白水县农民，名叫王二（不知是名字早已不可考，还是根本就没有名字）。他流落到澄城，带着澄城和白水的农民冲进县衙，杀了知县张斗耀。官军前来镇压，这帮民众退无可退，于是揭竿而起。
一旦走了这一步，就只有走下去。如果不是因为后来的农民战争，历史就不会浓墨重彩地写小小的澄城县和杀知县的王二了，王二在澄城杀知县的这件事，后世大概率就不会知道了。
历史有一个普遍规律：一件事情能否成为历史事件，不仅在于它本身，还在于它的后续发展。秦始皇的伟大在于统一中国，但是如果没有两汉的继往开来，没有两汉对秦始皇统一大业的巩固、对秦始皇遗产的继承，秦始皇统一中国可能只是昙花一现。所以，如果后来没有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没有传说中三十六营、七十二家的一百零八支队伍在各地起事，王二的这件事就会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但此时的明朝已经到处布满了干柴，只要一个火星，就能燃起燎原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