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她见婆婆的面部有些浮肿，就关切地问起了老人的病情。谁知婆婆气不打一处来：“不是你们天天来吵着闹着要拆我的房子，我哪里会气出肝癌？政府害了我呢，你们再说拆迁的事，我一条老命搭给你们算了，反正我迟早也是一死！”
为了拆迁，这位女干部不知受了多少委屈。她自己家里有好多亲戚都不认得，但这一位老人家的三姑六姨她都认得，她觉得自己对父母亲都没这么尽心孝顺过。此前说到房屋拆迁的事，户主说找他的老母亲。女干部问婆婆，婆婆又说是儿子当家。再问，“看在你嘴巴甜的份上，补偿100万吧！”
这位婆婆的要求和房屋评估价格相距太大，只能找户主协谈。可等户主回来后，她与这名女干部见面的第一句话就很直白：“我赶上了拆迁是中了头彩，必须享用一世！房屋不补100万元也可以，就地置换两个门面和一套住房，否则，免谈！”
曾省长听着，就问了，“这一户是不是也是现在还不同意拆迁的几户之一？”
“是啊，还没结果呢。”
“哦。”
罗刚还介绍，在这个区域里，家庭夫妻关系不稳定的多，身体有大疾病的多，下岗工人的子女多。许多拆迁户认为，钱又不是政府的，是开发商的，多要一笔是一笔。穷怕了、苦怕了的北街人将拆迁当作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机会。有一位癌症病人，是一个再婚家庭，两口子无工作，家庭负担重。为了争高价补偿，她多次跑到拆迁部去打滚哭闹：你们不补我50万块钱，我就不签约，你们要强拆，我就拿命拼，我反正是个癌症病人，不怕死，拿自己不值钱的命为儿子换几个钱也划算。有位老人有两个女儿，一个染上了艾滋病，一个女儿长期吸毒，家里债台高筑。老人几次寻死，但想到自己两个不争气的女儿没人照看，又不忍死。看到有干部走上门来协谈房屋拆迁，她犹如抓住了一根救命草：两套房子，一个女儿一套，外加每人20万块钱！我不要政府养老，我要政府养我的两个女儿的老！
最激烈的一个群体是下岗工人，他们听说房子要拆迁，数百下岗工人正好找到了积怨的爆发口。动员会开不成，上门做工作做不通，水泼不进，他们激烈对抗拆迁，拆迁成了引爆改制遗留问题的导火索。面对分户上门做工作的一个个领导，他们终于有了发泄的对象。
“你们端了我的饭碗，现在又要拆我的窝，你们还让人活不活？”
“你们胆敢拆我的屋，我就敢让你的脑袋搬家。”
经此一闹，最后这一群体竟然聚集了两三千人闹事，差一点没惹出大事件来。经过一年的艰苦做工作，这一群体最终还是明白了阻止拆迁绝不可能，便转向要求政府解决自己合理与不合理的遗留问题和种种困难。
像这样的人不少，罗刚说：“无论怎样做工作，不达到他们的要求便免谈。再谈，便大肆哭闹，便寻死觅活。”
“嗯，拆迁之中永远伴随问题存在啊！”
曾省长知道，城市的改造与扩张之中，拆迁成了老百姓所有利益诉求的一个筐，什么事情都往里装。事实证明，由政府主导拆迁的新搬迁条例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野蛮血拆，但新的问题又显现出来。政府面对的便不再是一栋房子，而是这栋房子自身所承载不了的各种诉求，是社会暂时还无法消除的贫富矛盾，是几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这些城市贫民的所有积怨。换言之，面对的是一颗颗需要抚慰的心，是一个个家庭需要解决的求学、工作、医疗、养老的生存之需。而政府不是万能的，更不能违规操作，因拆迁而引起的小老百姓与大政府的对峙便在所难免。
如何解决，全国没什么统一之规。
三江呢，需要怎么做？
“还好，这些下岗工人，最好的办法是通过解决他们的再就业，因此街道与区政府协商，后来通过各种途径给予安置，他们有了固定工作，最后同意了签订拆迁协议…”
“现在余下的这几户恐怕还需要费一点周章吧？”
曾省长一边抽烟，一边轻声的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