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国后私，赵柽在众人的辅佐下连滚带爬的算是把国事稳定下来，家事便提上了日程。现在不是他当王爷的时候了，自己只要管着一府的事情了，而是要操心整个皇室老老小小四五辈人的事情了，除了吃喝住行还得管他们的生老病死，就连取名字这种事情都得他上心。
可这事情逃是逃不过的，怎么难也得处理，不管怎么说大家都是亲戚，打断骨头连着筋。不管怎么说是人就有宗族，有近支疏族，而宋朝立国以后宗室之事便提上了日程，共享荣华富贵的同时，也给每任皇帝添了不少烦恼，因为皇族还是具有他的特殊性的…
宋朝皇帝和大臣以敏锐的眼光检讨前代对待宗室的经验教训，加以学习借鉴，周、汉、唐三代是三个公认的伟大王朝，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三个王朝的时间跨度足以使宗室成为一个问题。
周代时期，王族在政治秩序中扮演着中心角色。灭商之后，周突然从渭水河谷的一个小邦，变成了一个地域横跨中国北部平原的广大帝国。为了统治这个帝国，周发明了所谓的“卫戍制度”，将大批王子、宗亲以及王室家族以外的同盟者分封为封建领主，让他们去统治全国各地区，周王直接统治的只是帝国西部首都周围的地区。
通过诸如父死子继的封受仪式、发动战争讨伐叛乱领主等机制，周成功地将它的统治维持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种靠层层封受的宗法制度产生的政治结构贯穿了整个周的历史。
这是一种线性传承制度，按照宗法制。家族成员的在政治上的相对地位取决于长幼嫡庶。长子一系在宗教地位和政治权力方面都享有崇高地位。每一代的长子构成世系与政治权威传承的主干，以次诸子则另立门户。建立新的次一级权威。距离主干越远，政治权威也就越弱。
到了汉代。宗室成员拥有了封国和爵位，这构成了汉代宗室的中心特征。根据汉代法令：只有天子之子才配称宗室，得以裂土封王；王之子，嫡子一人继承王位，其余庶子皆封侯；侯之嫡子一人继世为侯，其余诸子皆无封号。如此几代之后，所有人就会变得与寻常百姓无异，倘若自己不能取得权势，则不免要躬耕度日。我们熟知的刘备就是其中著名的一员。
对于汉宗室来说这意味着一个隔绝的**，通常而言，他们不能担任任何有实际意义的政治角色。尽管西汉和东汉都不乏宗室为官的例子，但其数量非常有限。即便中兴汉朝的光武帝自觉亲族对自己贡献良多，因此慷慨授予他们各种官爵，但却不在政府中起用他们。
由于汉代宗室不在首都居住，这使得他们少有机会参与“内廷”政治。在中国历史上内廷群体与皇帝本人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是皇帝用来与正式的官僚机构相抗衡的力量。因此，在汉代历史上几次为争夺皇位而进行的血腥斗争中。虽然也有宗室成员参与其中，但他们的作用微不足道，远不如外戚和宦官这两个最活跃的汉代内廷集团。
到了唐代，他们宗室与汉代宗室在许多重要方面又有很多不同。尽管唐代起初也像汉代那样将皇子们分封到各地，但是，到了中期诸王及其子孙却都被迁到首都。安置在十个王宅和一百个孙院里。然而，唐代在京城安置宗室的做法却为后代开创了一个重要的榜样。
但是唐代与汉又有不同。不仅乐于在政府中广泛起用宗室，而且唐代宗王可以出镇地方。而且许多宗室还被委以高官，十多人出任宰相，这一点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朝开始了对宗室的管理。太祖和太宗两朝，这时候还无所谓宗室，有的只是两位皇帝及其弟弟魏王的近亲家族。太祖认为宗室应该包括三兄弟后裔这宽泛宗族，设定了未来宗室的界限。
宋代头一百年的宗室可以说更像是皇帝与宗亲们的交易，皇权赋予他们特权和资助，国家设置法令对他们实行管理，全体宗室在首都过着富足的生活，却不能拥有任何政治权力，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交易。除了祭祖、国家大典充充门面就是发展个人的业余爱好。
虽然他们中有的人是皇位潜在的继承者，但是都过着基本相似的生活，尤其是涉足政治，靠着宋代国家空前绝后的富足，宗室得以如此这般地维持了四到五代后，危机出现了。宗室的规模愈来愈大，在经济、住房、教育、封官等方面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而在此同时五服以外的宗室出现了，按照唐代的先例，这些远支疏族早就不应该被算作宗室成员了，因此他们的宗室地位的遭到争议，皇家对宗室成员的控制也变得十分困难，如何对待这些远支疏族颇让人头疼。朝廷也一度停止了对无服宗亲的赐名和授官，允许他们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官职自谋生路，打算精简这些远支宗亲，对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完全断绝宗室待遇。
但是不久问题出现了，失去宗室待遇后，他们很快便堕落了，成了衣食无着，居无定所的贫民。这太有损皇家颜面了，朝廷只好就收回成命，建立无服宗亲资助制度，重新将他们的名字记录在玉牒上。这种作法实际破坏了按服纪确认宗族的惯例，更倾向于建立一种谱系边际开放的宗族结构。
问题是现在第五、第六代宗室的数目经过开枝散叶后已经是成千上万，这还不算他们的妻室、姐妹、女儿、女婿。把这些补助累加起来，对于政府来说就成了一个不小的负担。而这笔费用是出自户部而非内库，花费的当然是百姓税赋，给国家的财政造成了极大负担，成为冗费中重要的一项…
等到赵佶继位，由于人口增长、费用冗滥、血缘宗族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宗室正在经历着一场彻底的重新定位，宗室问题已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
于是赵佶命蔡京他们想办法解决问题，朝臣们制定了一个方案，中心是终止赐名和授官，但未将这些人从皇家的玉牒中除名，依然承认他们的宗室地位，可以进入宗学。作为过渡步骤，不再授予疏族南班官，而代之以地位稍低的三班官。其后代子孙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考取功名，可以在首都另觅居所，购置土地。有官者还可以依据普通官员的相关规定买房子置地。
在婚姻方面，第五、第六代宗女的嫁资减半，第六代宗女的丈夫也不再授予南班官，但是，这些宗女仍然不许与“非士人之家”结婚。赐予贫困无官的第五、第六代宗室土地，对无依无靠的孤儿和特别贫困者，不计行辈，上报名字，酌情予以特别优抚。在西京洛阳和南京应天府为无服宗亲分别建设新居所，以便外迁。
可这事情逃是逃不过的，怎么难也得处理，不管怎么说大家都是亲戚，打断骨头连着筋。不管怎么说是人就有宗族，有近支疏族，而宋朝立国以后宗室之事便提上了日程，共享荣华富贵的同时，也给每任皇帝添了不少烦恼，因为皇族还是具有他的特殊性的…
宋朝皇帝和大臣以敏锐的眼光检讨前代对待宗室的经验教训，加以学习借鉴，周、汉、唐三代是三个公认的伟大王朝，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三个王朝的时间跨度足以使宗室成为一个问题。
周代时期，王族在政治秩序中扮演着中心角色。灭商之后，周突然从渭水河谷的一个小邦，变成了一个地域横跨中国北部平原的广大帝国。为了统治这个帝国，周发明了所谓的“卫戍制度”，将大批王子、宗亲以及王室家族以外的同盟者分封为封建领主，让他们去统治全国各地区，周王直接统治的只是帝国西部首都周围的地区。
通过诸如父死子继的封受仪式、发动战争讨伐叛乱领主等机制，周成功地将它的统治维持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种靠层层封受的宗法制度产生的政治结构贯穿了整个周的历史。
这是一种线性传承制度，按照宗法制。家族成员的在政治上的相对地位取决于长幼嫡庶。长子一系在宗教地位和政治权力方面都享有崇高地位。每一代的长子构成世系与政治权威传承的主干，以次诸子则另立门户。建立新的次一级权威。距离主干越远，政治权威也就越弱。
到了汉代。宗室成员拥有了封国和爵位，这构成了汉代宗室的中心特征。根据汉代法令：只有天子之子才配称宗室，得以裂土封王；王之子，嫡子一人继承王位，其余庶子皆封侯；侯之嫡子一人继世为侯，其余诸子皆无封号。如此几代之后，所有人就会变得与寻常百姓无异，倘若自己不能取得权势，则不免要躬耕度日。我们熟知的刘备就是其中著名的一员。
对于汉宗室来说这意味着一个隔绝的**，通常而言，他们不能担任任何有实际意义的政治角色。尽管西汉和东汉都不乏宗室为官的例子，但其数量非常有限。即便中兴汉朝的光武帝自觉亲族对自己贡献良多，因此慷慨授予他们各种官爵，但却不在政府中起用他们。
由于汉代宗室不在首都居住，这使得他们少有机会参与“内廷”政治。在中国历史上内廷群体与皇帝本人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是皇帝用来与正式的官僚机构相抗衡的力量。因此，在汉代历史上几次为争夺皇位而进行的血腥斗争中。虽然也有宗室成员参与其中，但他们的作用微不足道，远不如外戚和宦官这两个最活跃的汉代内廷集团。
到了唐代，他们宗室与汉代宗室在许多重要方面又有很多不同。尽管唐代起初也像汉代那样将皇子们分封到各地，但是，到了中期诸王及其子孙却都被迁到首都。安置在十个王宅和一百个孙院里。然而，唐代在京城安置宗室的做法却为后代开创了一个重要的榜样。
但是唐代与汉又有不同。不仅乐于在政府中广泛起用宗室，而且唐代宗王可以出镇地方。而且许多宗室还被委以高官，十多人出任宰相，这一点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朝开始了对宗室的管理。太祖和太宗两朝，这时候还无所谓宗室，有的只是两位皇帝及其弟弟魏王的近亲家族。太祖认为宗室应该包括三兄弟后裔这宽泛宗族，设定了未来宗室的界限。
宋代头一百年的宗室可以说更像是皇帝与宗亲们的交易，皇权赋予他们特权和资助，国家设置法令对他们实行管理，全体宗室在首都过着富足的生活，却不能拥有任何政治权力，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交易。除了祭祖、国家大典充充门面就是发展个人的业余爱好。
虽然他们中有的人是皇位潜在的继承者，但是都过着基本相似的生活，尤其是涉足政治，靠着宋代国家空前绝后的富足，宗室得以如此这般地维持了四到五代后，危机出现了。宗室的规模愈来愈大，在经济、住房、教育、封官等方面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而在此同时五服以外的宗室出现了，按照唐代的先例，这些远支疏族早就不应该被算作宗室成员了，因此他们的宗室地位的遭到争议，皇家对宗室成员的控制也变得十分困难，如何对待这些远支疏族颇让人头疼。朝廷也一度停止了对无服宗亲的赐名和授官，允许他们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官职自谋生路，打算精简这些远支宗亲，对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完全断绝宗室待遇。
但是不久问题出现了，失去宗室待遇后，他们很快便堕落了，成了衣食无着，居无定所的贫民。这太有损皇家颜面了，朝廷只好就收回成命，建立无服宗亲资助制度，重新将他们的名字记录在玉牒上。这种作法实际破坏了按服纪确认宗族的惯例，更倾向于建立一种谱系边际开放的宗族结构。
问题是现在第五、第六代宗室的数目经过开枝散叶后已经是成千上万，这还不算他们的妻室、姐妹、女儿、女婿。把这些补助累加起来，对于政府来说就成了一个不小的负担。而这笔费用是出自户部而非内库，花费的当然是百姓税赋，给国家的财政造成了极大负担，成为冗费中重要的一项…
等到赵佶继位，由于人口增长、费用冗滥、血缘宗族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宗室正在经历着一场彻底的重新定位，宗室问题已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
于是赵佶命蔡京他们想办法解决问题，朝臣们制定了一个方案，中心是终止赐名和授官，但未将这些人从皇家的玉牒中除名，依然承认他们的宗室地位，可以进入宗学。作为过渡步骤，不再授予疏族南班官，而代之以地位稍低的三班官。其后代子孙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考取功名，可以在首都另觅居所，购置土地。有官者还可以依据普通官员的相关规定买房子置地。
在婚姻方面，第五、第六代宗女的嫁资减半，第六代宗女的丈夫也不再授予南班官，但是，这些宗女仍然不许与“非士人之家”结婚。赐予贫困无官的第五、第六代宗室土地，对无依无靠的孤儿和特别贫困者，不计行辈，上报名字，酌情予以特别优抚。在西京洛阳和南京应天府为无服宗亲分别建设新居所，以便外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