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老参军前上过初中,所以,他的文化水平,在那个年代来说,是很高的,我相信的这本书很好看,很有思想性,但是我没有读过,老朱曾经给我送过一本,上面还给签了名:

    送给明达小朋友。

    我说与其它类图书相比,我平时更喜欢看股票类的书,比如《中国证券市场A股市值年度报告》一类的书,在别人眼里,是很没有味道的书,但在我的眼里,就是一本股市战场上的战略报告,仅管我读不太懂军事类的书,但我必须承认,股市如军事,他们是同母异父的兄弟。

    老人突然问:

    “那你们东找西找,找到了王文兰同志的线索了吗?”

    看来老人对我们的行动了如指掌。

    我说就目前的进展,找到王文兰同志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的不可能了。

    他瞪着我,直愣愣地,然后示意我分析。

    我站起来,在宽大的病房里踱起步:

    第一,我查了刘家保存的所有的资料,都没有她的记录,可见她是个普通一兵,历史上就没有太多的纪录,也可能当时条件有限,一家人东奔西走,夫妻聚少离多,除了有几封你浓我浓的信件外,再也没有原始的文字记录,她的家庭,她的家人,她与孩子的照片,这都是一个家庭最起码的资料吧,没有。而且刘寅生五岁就与父母分别,他也没有任何对母亲的深刻记忆。

    第二,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当然您老比我清楚,8万人最后只剩下3万人,我们在寻找三块印模的过程中,充份感受到了历史的细节,这当然都是整个团队的努力,一点点地把消失的历史挖了出来。

    第三,一路上被国民党围追堵截,不可能会对每一个战士的死做出详细的纪录,不是不想,而是条件不允许。

    第四,刘寅生的父亲在红军长征时被敌人杀害了,所有的关于她母亲的纪录,就都随他而去,所以,要想找到王文兰牺牲的地方,看来是不可能了。

    朱老看着我,眼神却像从我的身体中穿过,他突然对我说,

    “你了解长征吗?你知道1934年发生的事吗?”

    我说,原来我一点都不解,现在看了一点书,又走过了石城,夜郎国,也只是了解个皮毛大概。

    我真的很佩服老一代人,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了下来,用理想换来了新天地。

    他点点头:

    “七十三年过去了,那时候,我还是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年青人,大多数战友们都死在了这条路上,我们这些能够活下来的人,是多么的幸运。我们没有理由忘记他们,仅管他们可能名字都没有在历史上留下过。”

    我安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