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律规定,从八月十二日头场试毕,便由主考官掣房签分卷,然后各房开始分头阅卷。而录取放榜时间不得晚于八月底,距开始阅卷时间不过十来日。再扣除中间酒席谈笑,真正阅卷时间不过三四日而已。

    再加上两主考写并不直接批卷,他们只是为六位同考官推荐上来的试卷把关,决定取与不取,所以全部阅卷任务都压在几位同考官身上。在明初还勉强可以胜任,因为经过多年的战乱,人口锐减,读书人更少,比如说洪武四年,只有几百人应山东乡试,而时至今日,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三千余人。

    而且阅卷的工作量,不仅由试卷的数量决定,还需要看试卷的答题量。一个生员平均在第一场要答两千两百多字,第二场三千五,第三场三千多字,三场共计近万字。三千多万字的阅卷重任,全压在几位同考官身上,且对于这些试卷,他们必须做到字斟句酌,绝对不能像童生试与科考那样,一目十行,走马观花的批完了事。

    因为乡试是国家的抡才大典,取中的举人便有资格做官了,其重要性便是提到国家兴亡的程度也不为过。所以为了保证阅卷质量,在公而录取名单之后,各省还需将取中举人的试卷解送到礼部复查考卷,这个步骤叫“磨勘”。

    “磨勘”一般由礼部会同翰林院完成,那些清贵无聊的官员们,会审阅每一份试卷,检查考官在阅卷过程中是否舞弊,以及考官阅卷是否认真,比如试卷中有错别字,语句不通等等问题,同考官是否标明了。对于同考官阅卷过程中的错漏,一经磨勘查出都必须进行严厉的处罚。按照规定,同考官阅卷过程中,没有通篇“句读”的,会有降一级的处罚,如果同考官“句读”有误,则会罚俸一年。情节严重的,还会降几级,罚俸数年。那些同考官就是些六七品的小官,谁能受得了?

    在“句读”上做文章,来让同考官们好生阅卷,这主意简

    直变态到极点了。因为这时候写文章是不用标点的,同考官阅卷时,必须仔细读过每一篇文章的每一句话,否则根本无法断句圈点。

    所以阅卷者根本不可能一目十行,他们必须逐字逐句的阅过,不仅要注意文字通顺与否,还要给每份试卷写评语,并陈述是否荐卷的理由。

    试想,试卷如此繁多,时间是如此紧迫,阅卷者又是如此少,出了纰漏还要受到弹劾,降级罚俸。而考试内容又是如此复杂,涉及文体如此之多,且文章又是千人百面,有平奇虚实繁简浓淡之异,同考官们纵使都是神人,也不可能保质保量的按时阅遍全部试卷。

    所以经过上百年的变能之后,考官们渐渐形成了一种默契,阅卷只重头场七篇八股文,对于后面的两场,只需文字通顺,没有错别字即可。

    为什么会只重八股文呢?因为这是一种格式极为严格的文体,对于考官来说,比较易于把握其对错优劣。所以它能大大提高阅卷速度,便于评判试卷的合适与否,使所有试卷都如期一一阅过,且将考官的主观因素降到最低,从而保证官吏选拔考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比如说,八股文的文体规定,开篇破题只能用两句,如用两句话都没破解出题意,或虽破解出题意,所用句子却超过了两句。或破题中涉及孔孟等圣贤之名,而未用代字,这篇文章便合式,可以不取。后面的内容便可直接看。

    之下的“承题”、“原题”、“起讲”、“入题”等每一股,都有严格的格式和章法的要求,对了错了,一目了然,绝无争议。只要其中一股出了毛病,便可废黜此卷,节约了大量的时间。

    基本上,通过这种完全不需要动脑子的方法,便可剔除一大半的考卷。对于剩下的小半全篇合式者,再看其是否做到了起承转合,文脉是否清晰,层次是否清楚。这些方面做得好,同考官便可加上批语,推荐给二位主考官最后定夺。

    所以,虽然其刻板程式、束缚僵化为人诟病,也确实是使考生只能亦步亦趋,不敢逾越半步。但正因为其对起承转合都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在字数和句数上也有严格的规定,这才使同考官可以一目了然的检校每份试卷,大大节省了主观思考的时间,提高了阅卷效率,且增加了阅卷的客观性,将考官的主观因素降到最低,从而最大限度的保证了考生的权益,使真正优秀者可以获取功名。乃是在这个时代里最客观最公正的取才之道。

    如何写好八股文,那是需要经年累月的苦读,千锤百炼的训练才行,现在这个时候再想提高水平,已经太晚了。在这种时候,前辈名师们主要向考生传授写作中应该避免的问题,诸如需回避御名高讳,不许自叙门地之类,总要避免这些大意失荆州才是。

    总体来说,乡要比之前的任何一道考试都要严格许多,但也有不严格的,那就是对考生的字体要求不高。因为所有的考卷都会被专人誊写成一样的字迹,只要你把字写清楚了就不会影响成绩,会试也是如此。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笔端庄好字没用了,因为在殿试时,将采用现场阅卷的方式,不必誊写,只要字写不好,就别想进二甲入翰林了。你说一笔好字重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