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江州义门
一项国内政策的施行，只要不是从那美克星变出来的物资钱财直接发给每一个国民，那么就必然会有利益分配不均的现在，甚至肯定会有利益受损者出现，所以这种政策即使惠及的人群很广泛，那也必然会有反对者出现。
如果推行这项政策的是威望日隆的皇帝，背后有百战百胜的禁军支持，某些利益受损的朝臣都不敢直言反对，那么直接树起反旗的政策反对者多半是不可能会有的，但是乡里民间必然少不了腹诽甚至怨言。
现在试点土地累进税制的南唐、北汉故地并没有出现怨声载道的情况，民怨沸腾就更加的谈不上了，倒是像欧阳春光、曾学究、阎荣这样的正面赞颂声占了多数，郭炜如果能够知悉这些底层民情，那无疑会感到非常的欣慰。
当然，以兵部职方司和锦衣卫巡检司的能力，这种事情目前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便加上各地的军巡院乃至县内的衙役，行政机构的触角依然伸不到如此深入的地方。行政基层组织达到里乃至街道一级，还得要工业化的大发展促进社会组织度的大进步，郭炜眼下是无需梦想的了，他要是能够通过州县官员的奏章或者巡检、寻访使的报告了解到县一级的各种流言，那就是这个时代莫大的进步了。
因此江州德安*县太平乡常乐里永清村（今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车桥镇义门陈村）的义门陈家为了永乐三年的秋征之事召集阖族在陈氏祠堂开会的时候，别说郭炜不知道了，就连江州的知州朱昂都不知道。
“各位叔伯兄弟，陈昉作为义门主事，原该与二位副事掌管内外诸事，只是今年碰到的这件事情太大，我不敢专一作主，所以不得不延请各位叔伯兄弟到祠堂议事。”
坐在主位上说话的，正是陈氏义门当代家长陈昉。
陈氏义门可以上溯到南北朝时期的陈朝，当然，继续往上追溯到颍川陈氏也是可以的，不过通常来说他们认得比较近代一点。
隋灭陈之后，将陈朝的宗室迁往长安，陈朝后主陈叔宝之弟、陈宜都王陈叔明的五世孙陈兼在唐玄宗时中进士，官至右补阙，之后陈兼及其族弟陈旺在江州浔阳县开基建庄。家世传到陈伯宣这一代，因中原丧乱而一度避难于泉州，后来游庐山回德安定居，陈伯宣曾经被唐朝召为著作佐郎，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而未曾应召而已。
陈伯宣之子陈崇可以说是第一个光大义门的家长，他出任江州长史以后，陈家在他的手上增置田园，立家法戒子孙，择群从掌其事，建书堂教诲之，陈氏义门渐成雏形。唐僖宗就曾经下诏旌表其门，到了南唐李昪升元初年的时候，陈家的家长是陈崇之子江州司户陈衮，南唐更为陈家立义门，免其徭役，陈氏义门正式成型。
眼下的这个陈昉就是陈衮的儿子，当朝试奉礼郎。
让陈昉感到头痛棘手的，正是郭炜派李平到南唐故地准备推行的土地累进税制。
陈氏义门家世深厚，在江州一带也已经经营了数百年，名下的土地当然是很多的。而且与别家豪门巨室不同，别的豪门巨室经过了几代人之后总是会分家别居的，所以哪怕他们的土地占有量总数比陈家多得多，在新税制下按户纳税的时候，所属的税率档位却并不见得有多么可怕。但是陈家有些不一样的地方，他们从陈伯宣立家法、建书堂、择主事之后，就一直没有分过家，如今已经是十三世同居，长幼七百口，如此庞大的一个家族算作一户纳税，那吃的亏可就大了去了。
陈家这么多年经营下来，既是一个庞大的生产单位，又是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基层组织，家庭财产公有，普遍劳作，不畜仆妾，上下姻睦，人无间言，过着原始共产生活。这样的家族状态，如果继续坚持下去，和其他的家族比起来固然有独特的竞争力，但是家族占田需要承担的税率将会非常的高；如果为了在这个新税制下减轻家族的税赋负担而骤然进行分家，其中理不清的事情可又未免太多了，弄个不好就是家族急剧衰落的局面。
陈氏义门眼下面临的困境，就是朝廷的新税制试点是根据户均土地亩数而不是人均土地亩数来核定税率档次，这让陈昉感到聚族而居的陈家和其他占地广而人口少的豪族富户比起来过于吃亏，太不公平了。另外，陈家的田土又主要集中在江州，并没有跨州连郡的现象（这个现象同样是和陈氏义门聚族而居的特性有关），所以每个州单独核算的优惠，陈家又占不到。
不过不满归不满，陈昉还没有想过也不敢想反抗朝廷的新税制，陈家的确很团结，阖族数百口并不像其他姓氏那样贫富悬殊形同陌路，在乡间抢水源、坟地、山场的战斗力是第一流的，但是面对官军这种事情还是没法去想的——就连掌握了整个江南的金陵李家，在朝廷的大军面前也只能袖手归降，数百口同心协力的陈家也就那个样子而已。
如此棘手的事情，即便是根据陈氏家法议定的权力极大的主事，这时候也不敢擅作主张了。
陈昉讲的事情，祠堂内有份参与商议的两支七房掌事和几大庄主自然都是了解的，正因为了解，所以陈昉的话音一落，屋里登时就沉寂了下来。秋日的阳光只能照到天井，却照不到祠堂里面来，一时间屋内显得特别的阴森。
“咳~咳~”过了半晌，一个花白山羊胡子的干巴老头才咳嗽着说话了，“大侄子是怎么想的，用分家来避免田赋档次过高？还是上表向皇帝陈情？”
一项国内政策的施行，只要不是从那美克星变出来的物资钱财直接发给每一个国民，那么就必然会有利益分配不均的现在，甚至肯定会有利益受损者出现，所以这种政策即使惠及的人群很广泛，那也必然会有反对者出现。
如果推行这项政策的是威望日隆的皇帝，背后有百战百胜的禁军支持，某些利益受损的朝臣都不敢直言反对，那么直接树起反旗的政策反对者多半是不可能会有的，但是乡里民间必然少不了腹诽甚至怨言。
现在试点土地累进税制的南唐、北汉故地并没有出现怨声载道的情况，民怨沸腾就更加的谈不上了，倒是像欧阳春光、曾学究、阎荣这样的正面赞颂声占了多数，郭炜如果能够知悉这些底层民情，那无疑会感到非常的欣慰。
当然，以兵部职方司和锦衣卫巡检司的能力，这种事情目前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便加上各地的军巡院乃至县内的衙役，行政机构的触角依然伸不到如此深入的地方。行政基层组织达到里乃至街道一级，还得要工业化的大发展促进社会组织度的大进步，郭炜眼下是无需梦想的了，他要是能够通过州县官员的奏章或者巡检、寻访使的报告了解到县一级的各种流言，那就是这个时代莫大的进步了。
因此江州德安*县太平乡常乐里永清村（今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车桥镇义门陈村）的义门陈家为了永乐三年的秋征之事召集阖族在陈氏祠堂开会的时候，别说郭炜不知道了，就连江州的知州朱昂都不知道。
“各位叔伯兄弟，陈昉作为义门主事，原该与二位副事掌管内外诸事，只是今年碰到的这件事情太大，我不敢专一作主，所以不得不延请各位叔伯兄弟到祠堂议事。”
坐在主位上说话的，正是陈氏义门当代家长陈昉。
陈氏义门可以上溯到南北朝时期的陈朝，当然，继续往上追溯到颍川陈氏也是可以的，不过通常来说他们认得比较近代一点。
隋灭陈之后，将陈朝的宗室迁往长安，陈朝后主陈叔宝之弟、陈宜都王陈叔明的五世孙陈兼在唐玄宗时中进士，官至右补阙，之后陈兼及其族弟陈旺在江州浔阳县开基建庄。家世传到陈伯宣这一代，因中原丧乱而一度避难于泉州，后来游庐山回德安定居，陈伯宣曾经被唐朝召为著作佐郎，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而未曾应召而已。
陈伯宣之子陈崇可以说是第一个光大义门的家长，他出任江州长史以后，陈家在他的手上增置田园，立家法戒子孙，择群从掌其事，建书堂教诲之，陈氏义门渐成雏形。唐僖宗就曾经下诏旌表其门，到了南唐李昪升元初年的时候，陈家的家长是陈崇之子江州司户陈衮，南唐更为陈家立义门，免其徭役，陈氏义门正式成型。
眼下的这个陈昉就是陈衮的儿子，当朝试奉礼郎。
让陈昉感到头痛棘手的，正是郭炜派李平到南唐故地准备推行的土地累进税制。
陈氏义门家世深厚，在江州一带也已经经营了数百年，名下的土地当然是很多的。而且与别家豪门巨室不同，别的豪门巨室经过了几代人之后总是会分家别居的，所以哪怕他们的土地占有量总数比陈家多得多，在新税制下按户纳税的时候，所属的税率档位却并不见得有多么可怕。但是陈家有些不一样的地方，他们从陈伯宣立家法、建书堂、择主事之后，就一直没有分过家，如今已经是十三世同居，长幼七百口，如此庞大的一个家族算作一户纳税，那吃的亏可就大了去了。
陈家这么多年经营下来，既是一个庞大的生产单位，又是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基层组织，家庭财产公有，普遍劳作，不畜仆妾，上下姻睦，人无间言，过着原始共产生活。这样的家族状态，如果继续坚持下去，和其他的家族比起来固然有独特的竞争力，但是家族占田需要承担的税率将会非常的高；如果为了在这个新税制下减轻家族的税赋负担而骤然进行分家，其中理不清的事情可又未免太多了，弄个不好就是家族急剧衰落的局面。
陈氏义门眼下面临的困境，就是朝廷的新税制试点是根据户均土地亩数而不是人均土地亩数来核定税率档次，这让陈昉感到聚族而居的陈家和其他占地广而人口少的豪族富户比起来过于吃亏，太不公平了。另外，陈家的田土又主要集中在江州，并没有跨州连郡的现象（这个现象同样是和陈氏义门聚族而居的特性有关），所以每个州单独核算的优惠，陈家又占不到。
不过不满归不满，陈昉还没有想过也不敢想反抗朝廷的新税制，陈家的确很团结，阖族数百口并不像其他姓氏那样贫富悬殊形同陌路，在乡间抢水源、坟地、山场的战斗力是第一流的，但是面对官军这种事情还是没法去想的——就连掌握了整个江南的金陵李家，在朝廷的大军面前也只能袖手归降，数百口同心协力的陈家也就那个样子而已。
如此棘手的事情，即便是根据陈氏家法议定的权力极大的主事，这时候也不敢擅作主张了。
陈昉讲的事情，祠堂内有份参与商议的两支七房掌事和几大庄主自然都是了解的，正因为了解，所以陈昉的话音一落，屋里登时就沉寂了下来。秋日的阳光只能照到天井，却照不到祠堂里面来，一时间屋内显得特别的阴森。
“咳~咳~”过了半晌，一个花白山羊胡子的干巴老头才咳嗽着说话了，“大侄子是怎么想的，用分家来避免田赋档次过高？还是上表向皇帝陈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