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天行有常
无稽之谈。
在广政殿上听了司天少监王处讷的汇报以后，郭炜脑海中浮现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四个字。岁星犯月这个天象的发生应该是毫无问题的，郭炜对祖国的天家及其观测能力有着充足的信心，相信他们不至于连木星合月这种简单的天象都会看错了，但是对于他们就这种天象进行的发散性解释，郭炜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的。
郭炜自己能够来到这个时空，确实说明了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些已知的科学理论尚无法解释的现象，但是郭炜不认为自己就要因此而堕入神秘主义去。就像在后世司空见惯的广播电视，若是放到现在这个世界也会是神秘得不得了的奇事，似乎非神怪就不能解释之，然而郭炜却知道那其实只是人类对客观规律的一种应用而已。已知的科学理论暂时不能够解释的事物，学着孔子的方法存而不论就可以了，强行用神秘主义去进行“解释”既毫无必要，而且很可能是有害的。
而对于日月星空的运行规律，郭炜自己现在已经有一些条件去进行观测了，初步的结果已经告诉了他，这个世界的星空和他来自的二十一世纪的星空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或许因为地球自转轴的进动产生了岁差，并且还使得北极点稍微有那么一点偏移，但是整体的星空构图并没有多少不同，而那种岁差和北极点的偏移也是有规律的，是二十一世纪的天理论可以完美解释的。
木星合月就预示着灾祸？日食、月食都预示着兵祸乱亡？恐怕司天监内部自己都不信吧……虽然现在的天理论还不够本原，预言天体运行规律的浑天说在理论基础上并不能说是正确的，但是浑天说对各种天象的预测已经是相当的准确了。既然这些天象都是有规律的、可以预测的，那又怎么会和人间的动荡相感应？莫非昏君和乱臣贼子都是受各种天体遥控的？即使是这样，昏君和乱臣贼子的所作所为也不会反过来干扰天体运行吧，因为事实上天体运行的规律一直都没有变、一直都是可以正确预测的啊。
在农业社会时期，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还没有跨出大气层，甚至都没有走出大陆，再加上董仲舒为了恐吓君主搞出来什么天人感应学说，后面的一些儒生和阴阳家、纵横家为了各自的目的交相鼓吹，这个时代的科技手段又无法对此进行有力的驳斥，这才造成了迷信观念深入人心的效果，毕竟仅仅停留在逻辑上的反驳是苍白的。
现在就会有所不同了，因为郭炜给这个时代带来了某些划时代的观测工具，还有一些更合理的科学假设。
“王卿，古人有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岁星犯月的时日和日食、月食的时间，司天监都能够预测了，正是说明了天行有常，那又怎么会预示什么人间变乱和祸福？就说这岁星吧，《史记天官书》言道‘其所居国，人主有福’，《左传》记载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好像是很应验的，然则商纣之时岁星在殷，武王伐纣却开八百年天下，不正是说明了祸福皆因人事么？”
就是这个道理了，要真有天人感应可以作为人主的行动指针，就应该是事事严格对应的才对，如果一会儿正相关，一会儿负相关，一会儿又完全无关，那还算什么指导原则？武王伐纣是一直以来的正义标准，哪里是一般的攻伐可以相比的，这个最大的仁义指标并没有遵守星空的戒律，这就够了。
“至于说到一般的水旱灾害与天象有何关系，朕不清楚，司天监也不可随意断言。中国国土广大，四境之内偶有水旱灾害乃是常事，全境都风调雨顺才是奇迹，若是这天象之验难以定时定点，验与不验又有何差？”
就是这样了，中国地处东亚大半岛，几乎占据了这里所有的宜耕土地，涵盖了好几个气候区，其中最主要的东亚季风气候区虽然雨热同季，年平均降雨量的波动却是不小，再加上季风或迟或早导致降雨在时间上的波动，在这么广大的区域内随便某处出现水旱灾害那是太常见了。如果关于水旱灾害的预测不是定时定点的，时间可以从当年晚到三五年以后甚至十多年以后，地点可以在中国境内的任何一点，而且对灾害的烈度也没有一个标准，那么都不需要借用什么天象来预言，就是闭着眼睛说一句“中国会发生大旱灾”都能应验的，要是这都算的话，那随便哪个傻大胆都可以赚一个预言大师的头衔了。
嗯，就像后世的几个重大预言一样——譬如“中国崩溃论”和“人都是会死的”，不管是不是年年失算，总可能会有预言成功的那一天不是？
就说现在王处讷汇报的岁星犯月天象吧，二十一世纪初叶也有一次木星合月，郭炜记得那时候各个媒体都炒作得很热烈的，不过已经不是炒作对灾害或者兵乱的预测而是让大家去看天体的热闹而已。如果是预测灾害和兵乱，那几年里面全球哪里没可能出点气候异常和“维和行动”啊……倒是最有机会显示这个天象威力的所谓的2012，郭炜都已经安然度过了，最后他却是栽在自己过于旺盛的好奇心上面。
郭炜坐在上面侃侃而谈，王处讷站在殿中略微有些尴尬，嗫嚅着不知道应该怎么接嘴。他倒真是不怎么相信天人感应那一套，只不过预测和观测天象并且向皇帝汇报属于司天监的本职工作，而按照天象说一说天人感应也是董仲舒以后的通常套路，如今被年轻的皇帝辩驳了，他确实有些难以回应。
郭炜也知道王处讷的尴尬，儒生士大夫们想要限制君权，可是他们因为自身的利益关系又不可能去主张人民权利，中国又没有什么至高无上的一神教，那么在科技水平不高的时代里面搞搞天人感应也是必然的，现在君主要去挑战这个理论根基倒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不过郭炜也就是碰到事情了，才即兴发挥地宣泄一下，倒也并不是真的想要掀起什么大论战，他现在还没有那种威望，也没有相应的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可不会一时头脑发热。
现在么，郭炜当然是点到即止，是时候转移一下话题了：“王卿，朕给司天监的那两套观天镜用得如何？从那观天镜中看五星和太阴、天汉，与肉眼看到的有多少不同？王卿对此有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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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稽之谈。
在广政殿上听了司天少监王处讷的汇报以后，郭炜脑海中浮现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四个字。岁星犯月这个天象的发生应该是毫无问题的，郭炜对祖国的天家及其观测能力有着充足的信心，相信他们不至于连木星合月这种简单的天象都会看错了，但是对于他们就这种天象进行的发散性解释，郭炜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的。
郭炜自己能够来到这个时空，确实说明了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些已知的科学理论尚无法解释的现象，但是郭炜不认为自己就要因此而堕入神秘主义去。就像在后世司空见惯的广播电视，若是放到现在这个世界也会是神秘得不得了的奇事，似乎非神怪就不能解释之，然而郭炜却知道那其实只是人类对客观规律的一种应用而已。已知的科学理论暂时不能够解释的事物，学着孔子的方法存而不论就可以了，强行用神秘主义去进行“解释”既毫无必要，而且很可能是有害的。
而对于日月星空的运行规律，郭炜自己现在已经有一些条件去进行观测了，初步的结果已经告诉了他，这个世界的星空和他来自的二十一世纪的星空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或许因为地球自转轴的进动产生了岁差，并且还使得北极点稍微有那么一点偏移，但是整体的星空构图并没有多少不同，而那种岁差和北极点的偏移也是有规律的，是二十一世纪的天理论可以完美解释的。
木星合月就预示着灾祸？日食、月食都预示着兵祸乱亡？恐怕司天监内部自己都不信吧……虽然现在的天理论还不够本原，预言天体运行规律的浑天说在理论基础上并不能说是正确的，但是浑天说对各种天象的预测已经是相当的准确了。既然这些天象都是有规律的、可以预测的，那又怎么会和人间的动荡相感应？莫非昏君和乱臣贼子都是受各种天体遥控的？即使是这样，昏君和乱臣贼子的所作所为也不会反过来干扰天体运行吧，因为事实上天体运行的规律一直都没有变、一直都是可以正确预测的啊。
在农业社会时期，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还没有跨出大气层，甚至都没有走出大陆，再加上董仲舒为了恐吓君主搞出来什么天人感应学说，后面的一些儒生和阴阳家、纵横家为了各自的目的交相鼓吹，这个时代的科技手段又无法对此进行有力的驳斥，这才造成了迷信观念深入人心的效果，毕竟仅仅停留在逻辑上的反驳是苍白的。
现在就会有所不同了，因为郭炜给这个时代带来了某些划时代的观测工具，还有一些更合理的科学假设。
“王卿，古人有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岁星犯月的时日和日食、月食的时间，司天监都能够预测了，正是说明了天行有常，那又怎么会预示什么人间变乱和祸福？就说这岁星吧，《史记天官书》言道‘其所居国，人主有福’，《左传》记载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好像是很应验的，然则商纣之时岁星在殷，武王伐纣却开八百年天下，不正是说明了祸福皆因人事么？”
就是这个道理了，要真有天人感应可以作为人主的行动指针，就应该是事事严格对应的才对，如果一会儿正相关，一会儿负相关，一会儿又完全无关，那还算什么指导原则？武王伐纣是一直以来的正义标准，哪里是一般的攻伐可以相比的，这个最大的仁义指标并没有遵守星空的戒律，这就够了。
“至于说到一般的水旱灾害与天象有何关系，朕不清楚，司天监也不可随意断言。中国国土广大，四境之内偶有水旱灾害乃是常事，全境都风调雨顺才是奇迹，若是这天象之验难以定时定点，验与不验又有何差？”
就是这样了，中国地处东亚大半岛，几乎占据了这里所有的宜耕土地，涵盖了好几个气候区，其中最主要的东亚季风气候区虽然雨热同季，年平均降雨量的波动却是不小，再加上季风或迟或早导致降雨在时间上的波动，在这么广大的区域内随便某处出现水旱灾害那是太常见了。如果关于水旱灾害的预测不是定时定点的，时间可以从当年晚到三五年以后甚至十多年以后，地点可以在中国境内的任何一点，而且对灾害的烈度也没有一个标准，那么都不需要借用什么天象来预言，就是闭着眼睛说一句“中国会发生大旱灾”都能应验的，要是这都算的话，那随便哪个傻大胆都可以赚一个预言大师的头衔了。
嗯，就像后世的几个重大预言一样——譬如“中国崩溃论”和“人都是会死的”，不管是不是年年失算，总可能会有预言成功的那一天不是？
就说现在王处讷汇报的岁星犯月天象吧，二十一世纪初叶也有一次木星合月，郭炜记得那时候各个媒体都炒作得很热烈的，不过已经不是炒作对灾害或者兵乱的预测而是让大家去看天体的热闹而已。如果是预测灾害和兵乱，那几年里面全球哪里没可能出点气候异常和“维和行动”啊……倒是最有机会显示这个天象威力的所谓的2012，郭炜都已经安然度过了，最后他却是栽在自己过于旺盛的好奇心上面。
郭炜坐在上面侃侃而谈，王处讷站在殿中略微有些尴尬，嗫嚅着不知道应该怎么接嘴。他倒真是不怎么相信天人感应那一套，只不过预测和观测天象并且向皇帝汇报属于司天监的本职工作，而按照天象说一说天人感应也是董仲舒以后的通常套路，如今被年轻的皇帝辩驳了，他确实有些难以回应。
郭炜也知道王处讷的尴尬，儒生士大夫们想要限制君权，可是他们因为自身的利益关系又不可能去主张人民权利，中国又没有什么至高无上的一神教，那么在科技水平不高的时代里面搞搞天人感应也是必然的，现在君主要去挑战这个理论根基倒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不过郭炜也就是碰到事情了，才即兴发挥地宣泄一下，倒也并不是真的想要掀起什么大论战，他现在还没有那种威望，也没有相应的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可不会一时头脑发热。
现在么，郭炜当然是点到即止，是时候转移一下话题了：“王卿，朕给司天监的那两套观天镜用得如何？从那观天镜中看五星和太阴、天汉，与肉眼看到的有多少不同？王卿对此有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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