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理念不合，就是在电影经营上，邹闻怀想推行制片人制度，而邵谊夫则继续坚持那套借鉴于好莱坞黄金时代的模式，帮助自己缔造电影王国的大片场制度。
按照高弦的理解，邵氏的大片场制度，核心就是凭借强大的资源，建立和维持一套严格的规则，老板是至高无上的帝王，其他人都是打工仔，无权分享影片成功的红利，只能领固定的薪水。
还拿现阶段香江的顶级功夫明星王羽做例子，他初入邵氏时，月薪仅二百港元；后来涨到八百港元，另加每拍一部电影一千二百港元的片酬。
如此算下来，王羽每个月的平均收入，在六千港元左右。
另一方面，王羽为邵氏创下了巨额的票房收入，光是《独臂刀》和《独臂刀王》，每部票房就过百万港元。
面对如此巨大的反差，就算没什么野心的人，也会心态失衡。何况，王羽还是一个不安分的主儿。
针对这个弊端，邹闻怀还在邵氏的时候，便向邵谊夫建议，仿效好莱坞现在流行的分红制度，让大牌导演和演员享受分红，进而稳住人心。
邵谊夫在生意上本来就出名地精打细算，再加上邵氏兄弟电影公司已经一家独大地没有对手，自然无需担心手下的头牌被挖角，更不愿意多分钱给别人。
实质上，这里面存在着老板和雇员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
邵谊夫的观点是：我发掘了你，捧红了你，没有我，便不会有你；所以，你就应该感恩戴德，俯首贴耳地为恩主效劳一辈子；而我包你更红更紫，衣食无优。
像王羽这些人则会如是想：你捧红了我，我也给你带来了巨额盈利，我们基本两清。我会终身记你的恩，但我不能终身受穷——仅仅满足你所承诺的衣食无忧。更何况，衣食无忧怎么可能，电影是竞争激烈的青春饭，我老了怎么办？失宠了怎么办？公司衰落了怎么办？香江人，都想发财，我们为何不能？
相比邵谊夫，邹闻怀的态度就开明多了，把主仆的雇佣关系，变为平等的合作关系，高呼“有钱大家赚”。
当然了，慈不掌兵，义不理财，邹闻怀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只不过换了一种剥削模式罢了。
等嘉禾也成为一方霸主后，邹闻怀可以做到在香江本地票房分红上清晰明白，但更为丰厚的海外票房，就揣进自己的腰包了。
随之，洪金保等人，也成了新一代不安分的“王羽”。
简而言之，人类社会的任何辉煌，都离不开“燃料”和“花肥”。
邹闻怀推崇的制片人制度，貌似设身处地地为电影人的利益着想，但未尝不是迫于眼前财力不足形势的无奈之举。
所谓的制片人制度，就是掌握影片生杀大权者，不再是制片公司的老板，而是金钱。
按照“谁投资谁享受权益”的原则，影片的权益划分，由各方出资出力的多寡来决定。
邹闻怀在具体推行制片人制度的时候，方式更加灵活。
按照高弦的理解，邵氏的大片场制度，核心就是凭借强大的资源，建立和维持一套严格的规则，老板是至高无上的帝王，其他人都是打工仔，无权分享影片成功的红利，只能领固定的薪水。
还拿现阶段香江的顶级功夫明星王羽做例子，他初入邵氏时，月薪仅二百港元；后来涨到八百港元，另加每拍一部电影一千二百港元的片酬。
如此算下来，王羽每个月的平均收入，在六千港元左右。
另一方面，王羽为邵氏创下了巨额的票房收入，光是《独臂刀》和《独臂刀王》，每部票房就过百万港元。
面对如此巨大的反差，就算没什么野心的人，也会心态失衡。何况，王羽还是一个不安分的主儿。
针对这个弊端，邹闻怀还在邵氏的时候，便向邵谊夫建议，仿效好莱坞现在流行的分红制度，让大牌导演和演员享受分红，进而稳住人心。
邵谊夫在生意上本来就出名地精打细算，再加上邵氏兄弟电影公司已经一家独大地没有对手，自然无需担心手下的头牌被挖角，更不愿意多分钱给别人。
实质上，这里面存在着老板和雇员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
邵谊夫的观点是：我发掘了你，捧红了你，没有我，便不会有你；所以，你就应该感恩戴德，俯首贴耳地为恩主效劳一辈子；而我包你更红更紫，衣食无优。
像王羽这些人则会如是想：你捧红了我，我也给你带来了巨额盈利，我们基本两清。我会终身记你的恩，但我不能终身受穷——仅仅满足你所承诺的衣食无忧。更何况，衣食无忧怎么可能，电影是竞争激烈的青春饭，我老了怎么办？失宠了怎么办？公司衰落了怎么办？香江人，都想发财，我们为何不能？
相比邵谊夫，邹闻怀的态度就开明多了，把主仆的雇佣关系，变为平等的合作关系，高呼“有钱大家赚”。
当然了，慈不掌兵，义不理财，邹闻怀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只不过换了一种剥削模式罢了。
等嘉禾也成为一方霸主后，邹闻怀可以做到在香江本地票房分红上清晰明白，但更为丰厚的海外票房，就揣进自己的腰包了。
随之，洪金保等人，也成了新一代不安分的“王羽”。
简而言之，人类社会的任何辉煌，都离不开“燃料”和“花肥”。
邹闻怀推崇的制片人制度，貌似设身处地地为电影人的利益着想，但未尝不是迫于眼前财力不足形势的无奈之举。
所谓的制片人制度，就是掌握影片生杀大权者，不再是制片公司的老板，而是金钱。
按照“谁投资谁享受权益”的原则，影片的权益划分，由各方出资出力的多寡来决定。
邹闻怀在具体推行制片人制度的时候，方式更加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