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紫禁城,乾清宫。

    崇祯坐在案几之后,堆积如小山般的奏折挡住了他半边脸,看不出喜怒哀乐。下方有几名大臣站着,为首一人仔细翻阅一张淡黄色的册子,看完部内容后,目光在落款处那个刺眼的鲜红印章停留了片刻——上面一半是满文,一半是篆体,用汉字写着“皇帝奉天之宝”——然后将其递给身后一人,让他们逐个传阅。

    崇祯见他看完,迫不及待地问:“长卿,你先看完,就先说说。对这封‘国书’,有什么见解?”

    这为首一人就是当朝首辅温体仁,崇祯时期任职最长的首辅,没有之一。他从崇祯的话语中听不出什么倾向性的东西,不知道该如何迎合,只得避重就轻。

    “回陛下:鞑子本是大明臣子,伪汗擅自称帝,还用这种印玺,实在可恶,臣认为应当回书斥责才是……”

    “现在不是追究这种旁枝末节的时候。”崇祯不耐烦地打断了他,“朕问你,你对里面的内容有什么看法?”

    温体仁仔细推敲崇祯的神情、语气,觉得崇祯应该是对这封“国书”的内容信了几分,否则早就付之一炬了,也不会把几名重要的大臣都叫来商议,于是斟酌着回答:“伪汗的话不可信,但里面所述也不会是空穴来风,臣认为,关于威海卫指挥使陈雨的所作所为,可以派人前去调查核实,再做定论。”

    崇祯从温体仁这里没有听到立场清晰的答案,有些不满,便转向其后方:“本兵的意见呢?”

    兵部尚书杨嗣昌拱拱手,朗声答道:“陛下,臣以为,不管伪汗指责陈雨干涉藩国内政、拥兵自重等事是真是假,都是次要的,关键在于‘国书’中隐晦地提及了和谈的意思,这一点值得做文章。”

    崇祯坐直了身子,向前倾,饶有兴致地问:“此话怎讲?”

    杨嗣昌抖擞精神,说道:“陛下,本朝的天下大势好比人的身体,京师是头脑,宣、蓟诸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之地是腹心。如今形势是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鞑虏外患固然不可图缓,内忧更不能忽视,因为它流毒于腹心,如果听任“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徒有肩臂又有何用呢?”

    这番言论用白话翻译就是:鞑子是疥癣之疾,流寇是腹心之患,前者不会让大明灭亡,后者却有可能颠覆朝纲,重点应放在解决流寇上。

    崇祯对这个观点颇为赞同,连连点头:“本兵所说极为中肯,然而和这封书信又有什么关联?”

    “臣认为,要想解决腹心之患,就得先把疥癣之疾放在一边,伪汗有和谈之意,这是极好的机会。只要能稳住北方的局势,腾出手来,专心对付流寇,钱粮兵力向中原、西北倾斜,不出三年,流寇必灭。”

    崇祯犹豫地问:“文武百官、天下子民会不会把朕与夷狄的和谈,视为耻辱之事?”

    其实杨嗣昌在就任兵部尚书之前,就有了先与清廷和谈,力对付流寇的设想,但是堂堂大明与原为臣子的建奴和谈,委曲求,必定会招来极大的非议,公开和谈,这个锅他背不起,崇祯要面子,也不愿承担这种污名。所以,这种事情只能取巧,不能公然主张。

    他解释道:“陛下无须担心,鞑子只是透露了一丝隐晦的意向,我们也不必把这事摆上台面,虚以委蛇即可,只要拖个一年半载,换来鞑子不入寇,就能腾出手收拾流寇了。待中原平定,再力对付鞑子,朝野上下就没有异议了。”

    温体仁脸上不动声色,心中却不以为然,这个杨文弱,太想当然了,皇太极那样的枭雄,岂是你能轻易算计的,没有正式的协议,凭借一两句话就能忽悠鞑子一两年马放南山、解甲归田,只能说太傻太天真。但是崇祯显然很认同这个观点,他自然不会傻到与皇帝唱反调。

    崇祯听了杨嗣昌的话,很是心动,继续追问:“那么鞑子对陈雨的评价,如何看待?”

    杨嗣昌和陈雨没有交集,但他身为兵部尚书,对这样游离于兵部掌控之外的军头有天然的排斥情绪,印象自然好不起来。闻言毫不犹豫地回答:“有些事情,即便伪汗不说,有眼睛的都看得清楚。陈雨身为威海卫指挥使,却跑到朝鲜自立山头,所编练兵马远远超过了一个卫所的兵额,即便立下了一些微末功劳,也不能掩盖其拥兵自重的本质。臣以为,应当召回陈雨,严加斥责,然后拆分其部属,避免其坐大,甚至倚功自傲,产生不臣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