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优势？”
“是的，华人能够拥有并维持商业优势地位有很多原因，比如直到20世纪前，法国殖民地当局都把财力集中在发展基础设施，主要是交通运输网络，以及矿产资源开采上，一直没能力扩展商贸系统。
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矿产资源及销售酒类、食盐和鸦－片的所得税。而属于日用消费品的货物，法国商人几乎没有涉足。并且除经营日用消费品之外，华人还涉足服务业乃至轻工业。”
吴廷琰有句话说得很对，美国人慷慨大方，但不了解越南，不了解越南人，不了解越南历史。
美国人的想法很简单，只要给越南提供援助，让越南人吃上饭，过上好日子，感到快乐，就不会相信越盟那一套，越南就会变成自由世界抵御苏俄阵营扩张的盾牌；他们的做法更简单，归纳起来就一句：“走吧，让我们去把那些麻烦解决掉！”
这几天蜂拥而至的美国顾问，尤其那些二十多岁的魁梧小伙子，甚至不知道就在几个月前，他们的国家还在帮助法国维持其殖民统治。
不知道他们要帮助对付的越盟领袖“胡伯伯”，在他们的越南同龄人心目中早就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许多人甚至是唱着“没有谁比我们更爱胡z明”长大的。
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好战、多么排外的民族。
越南人认为从公元200年中国军队入侵红河三角洲到法国人来之前，中国留在越南的时间有十个世纪之久。认为他们的祖辈相继打败了中国各个朝代的侵略者，敌人如此强大，他们赢得一次又一次战争，在亚洲是独一无二的。
并且面对北方强大的威胁，还能长期征战把国土不断往南延伸，一直延伸到他们的同胞可以展望到暹罗湾。
（现在的南圻，也就是法国人所说的交趾支那，历史全是柬埔寨国土。所以柬埔寨人迄今为止仍称南圻为“下柬埔寨”，连印度支那总督府“诺罗敦宫”都是以一个柬埔寨国王名字命名的）。
安德森教授对越南历史真不太了解，饶有兴趣地问：“除此之外呢？”
李为民笑了笑，如数家珍地介绍道：“法国殖民当局想迅速增加华人的营业所得税，并试图通过华人经营中介的角色，更深入地渗透到越南社会。认为华人阶层是一股比正在上升的越南本地资本家阶层，更值得信赖的社会依靠力量。
为了把华人与越南人隔离开来，法国人制定法规逐步允许华人比本地人和其他外侨享有更多经营权，这一点在法国与中国签订的各种协议中能够得到体现，比如1886年与清政府签订的《天津贸易协定》，其中就有允许华人在越南自由经营的条款。
1930年与中国国民党签订的《南京协议》，进一步扩大了华人的经营权，允许华商享有直接经营进出口的权利；1947年，与国民政府签订的《重庆协议》，又给了华人特别优惠，不但可以自由经营、自由居住，而且不用服兵役。
很多货物如烈性酒、啤酒、鸦－片，对本地人和其他外侨是要严厉检查或严禁的，但对华人则没有限制。甚至给予华人一定法外治权，比如一些商业纠纷和不是很严重的犯罪，一般会交由五帮会馆去调解或仲裁。”
安德森教授沉思了片刻，非常精辟地总结道：“法国人来之前这里一直是中国的势力范围，他们无疑侵犯到了中国的利益。离本土那么远，谁也不愿意与中国开战，所以给予华人一些特权。”
“有这个可能。”
李为民抱着双臂，面无表情地补充道：“但我认为他们这么做更多地是出于维护其在印支的殖民统治。分化瓦解、刻意制造民族矛盾，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全是这么干的吗？一旦华人的经济实力和人口数量威胁到其统治地位，那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点燃民族矛盾的导火索，让本地人去对付华人，根本无需自己动手。”
想到越南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思潮，安德森教授低声问：“李，你是不是有某种担忧？”
“是的，华人能够拥有并维持商业优势地位有很多原因，比如直到20世纪前，法国殖民地当局都把财力集中在发展基础设施，主要是交通运输网络，以及矿产资源开采上，一直没能力扩展商贸系统。
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矿产资源及销售酒类、食盐和鸦－片的所得税。而属于日用消费品的货物，法国商人几乎没有涉足。并且除经营日用消费品之外，华人还涉足服务业乃至轻工业。”
吴廷琰有句话说得很对，美国人慷慨大方，但不了解越南，不了解越南人，不了解越南历史。
美国人的想法很简单，只要给越南提供援助，让越南人吃上饭，过上好日子，感到快乐，就不会相信越盟那一套，越南就会变成自由世界抵御苏俄阵营扩张的盾牌；他们的做法更简单，归纳起来就一句：“走吧，让我们去把那些麻烦解决掉！”
这几天蜂拥而至的美国顾问，尤其那些二十多岁的魁梧小伙子，甚至不知道就在几个月前，他们的国家还在帮助法国维持其殖民统治。
不知道他们要帮助对付的越盟领袖“胡伯伯”，在他们的越南同龄人心目中早就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许多人甚至是唱着“没有谁比我们更爱胡z明”长大的。
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好战、多么排外的民族。
越南人认为从公元200年中国军队入侵红河三角洲到法国人来之前，中国留在越南的时间有十个世纪之久。认为他们的祖辈相继打败了中国各个朝代的侵略者，敌人如此强大，他们赢得一次又一次战争，在亚洲是独一无二的。
并且面对北方强大的威胁，还能长期征战把国土不断往南延伸，一直延伸到他们的同胞可以展望到暹罗湾。
（现在的南圻，也就是法国人所说的交趾支那，历史全是柬埔寨国土。所以柬埔寨人迄今为止仍称南圻为“下柬埔寨”，连印度支那总督府“诺罗敦宫”都是以一个柬埔寨国王名字命名的）。
安德森教授对越南历史真不太了解，饶有兴趣地问：“除此之外呢？”
李为民笑了笑，如数家珍地介绍道：“法国殖民当局想迅速增加华人的营业所得税，并试图通过华人经营中介的角色，更深入地渗透到越南社会。认为华人阶层是一股比正在上升的越南本地资本家阶层，更值得信赖的社会依靠力量。
为了把华人与越南人隔离开来，法国人制定法规逐步允许华人比本地人和其他外侨享有更多经营权，这一点在法国与中国签订的各种协议中能够得到体现，比如1886年与清政府签订的《天津贸易协定》，其中就有允许华人在越南自由经营的条款。
1930年与中国国民党签订的《南京协议》，进一步扩大了华人的经营权，允许华商享有直接经营进出口的权利；1947年，与国民政府签订的《重庆协议》，又给了华人特别优惠，不但可以自由经营、自由居住，而且不用服兵役。
很多货物如烈性酒、啤酒、鸦－片，对本地人和其他外侨是要严厉检查或严禁的，但对华人则没有限制。甚至给予华人一定法外治权，比如一些商业纠纷和不是很严重的犯罪，一般会交由五帮会馆去调解或仲裁。”
安德森教授沉思了片刻，非常精辟地总结道：“法国人来之前这里一直是中国的势力范围，他们无疑侵犯到了中国的利益。离本土那么远，谁也不愿意与中国开战，所以给予华人一些特权。”
“有这个可能。”
李为民抱着双臂，面无表情地补充道：“但我认为他们这么做更多地是出于维护其在印支的殖民统治。分化瓦解、刻意制造民族矛盾，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全是这么干的吗？一旦华人的经济实力和人口数量威胁到其统治地位，那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点燃民族矛盾的导火索，让本地人去对付华人，根本无需自己动手。”
想到越南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思潮，安德森教授低声问：“李，你是不是有某种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