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更坏的却是下述的发展。希特勒把挪威定为最高统帅部的战场，这是陆军总部无权过问的，那只不过是扰乱陆上作战的第一个步骤而已。以后几乎所有的其他战场都逐渐变成了最高统帅部的私产，最后只有东线还是属于陆军总部的，可是陆军总司令却又已由希特勒自兼。所以陆军总参谋长对于其他战场上的事情所具有的影响力量简直是小得可怜。
同样，其他两个军种的总司令对于大战略的问题也是毫无影响作用。陆军总参谋长对于陆军兵力的全盘分配，根本没有发言权，常常不知道哪些部队和物资将会送往其他的战场。在这种环境中，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处与陆军总参谋部之间的冲突就无可避免。希特勒似乎是故意造成这种冲突，以便在任何时候都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有决定权。自然，这种恶劣的组织注定了要使整个的高级军事领导归于崩溃。希特勒对于其自己的意志力和军事能力估计过高，又产生了另外一种后果，那就是他用个别的手谕来直接指挥下级部队，这种情形日益恶劣。
德国军事领导体系中经常强调一个特点，即希望各级指挥官都能发挥主动精神，并敢于负起责任。一切的措施都以发挥这种特点为理想。所以，照原则上来说，较高级指挥部的“训令”和中下级指挥部的命令，对于其下级单位都是只以“指定”任务为限度。至于如何去执行指定的任务，那却是下级指挥官本身的事情，上级不应加以干涉。德军往往能够战胜敌人，这种处理命令的制度要算是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对手的命令常常是非常详细，把所有下级指挥官的行动都加以限制了。除非是万不得已，德军方面总是以尽量不侵越下级单位的权限为原则。
可是希特勒，却认为他自己坐在办公室中，要比在前线上的指挥官对情况还有更好的了解。他忽视了标记在他那幅太详细的情况地图上的情况，事实上赶不上情况的发展。而且从那样远的距离上，他也不可能判断前线上的行动何者为适合和必要。
他逐渐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爱用手令去干涉集团军群、集团军和更下级单位的行动，这是与他所应关心的范围完全不相干的。虽然过去在古德里安自己的指挥范围之内，一直不曾受过干涉，但是当古德里安从费特布斯克前往罗斯托夫时，中途在一个火车站上曾经与克鲁格元帅会晤，他却曾经给予古德里安以一个预先的警告。他说在中央集团军群方面，任何一个兵力超过一营以上的行动，他都得事先与希特勒商量一下。虽然古德里安以后总算未受到这种不可以忍受的干涉，可是由于希特勒的多管闲事，已经使古德里安们与最高统帅部之间有了够多的冲突。
这种希特勒个人的命令，通常对于指挥和作战都只会具有妨碍作用，相反的，希持勒又极不愿意颁发长期性的作战训令。当他愈是把“不惜一切代价死守”的原则，当作其政策的要点时，于是也就愈不愿意颁发长期性的训令。因为他已经不信任其部下，所以害怕这种长期的训令会使他们获得了行动自由，做他所不愿意的事情。不过，这样的结果却是使一切领导作用都丧失了。长久时间之后，甚至于连一个集团军群若无统帅部的命令，都无法行动了。古德里安们时常回忆到古德里安们在克里米亚时的情况，那时古德里安们具有充份的行动自由。
有许多的记录都说希特勒的态度是很粗暴的，有时口中喷着白沫，甚至有时还会咬地毯。诚然，他有时会丧失自制能力，不过当古德里安在场的时候，却只看过他发过一次坏脾气，那就是与哈尔德的争吵。很明显，希特勒是看人打发的。专就古德里安个人的经验而论，他一直都还能保持着应有的礼貌。即使古德里安们的意见冲突，也都不曾红过脸。
希特勒要算是一位心理专家，对于凡是来见他的人，他都有一套办法来说服他，并使其接受他的观点。此外，他当然也知道任何来拜见他的人所具有的动机，并且早已经准备好了一套答辩的理论。他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足以说服他人接受他自己的观念，不管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尤其是某些刚刚从前线上回来的军官，对于他毫无认识，更易于受到他的欺骗。在这种情况下，当这个人出发时，他心理只想把前线上的事实真象告诉希特勒，可是回来的时候却完全被希特勒说服了，而且更充满了信心。
当古德里安充任集团军群总司令的时候，为了作战的问题，常常与希特勒发生辩论，使古德里安感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为他自己的观点辩护时，实在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韧性。几乎一争论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他的来宾会达到他的目的，但多数却是空手回去，最好的安慰也只不过是空洞的诺言而己。古德里安所认识的人中间，再没有哪一个在这样的讨论中具有与他同等的持久力。与一个前线指挥官之间的争论，最大限度的时间充其量也还不过几个小时，可是总参谋长柴兹勒尔上将为了要求希特勒采取必要的行动，常常是一争论就是好几天。当这种争论正在进行之际，古德里安们总是惯于问柴兹勒尔他们已经达到多少“回合”了。
此外，希特勒用来为其观点辩护的理由(古德里安在这里所指的包括纯军事的在内)，通常也还是不易加以驳回的。尤其是在有关作战意图的任何讨论中，所争论事件的后果几乎无人能作绝对正确的预测。在战争中没有一件事能够确定，不管是说的还是做的。
当希特勒自己感觉到他在战略方面的意见，不能予人以任何良好印象时，他就马上会从政治或经济的领域中去寻找理由。因为他对于政治和经济情况的知识，是任何前线指挥官所无法比拟的，所以他的辩论在此时通常就也更显得理直气壮。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古德里安们也就只好坚持着说，假使他不同意古德里安们的建议或是向他所提出的要求，则在军事方面一定会发生恶劣的后果。于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也就会随之而受到恶劣的影响。
相反，尽管他不愿意接受要求，可是却常常表现出来他是一个善听者，而且有时他也能作客观的讨论。
这样一位宿命论的独裁者，他所思考的就是他的政治野心，而且生活在他的“天命”信仰之中，所以与其军事将领之间，自然很难发生任何亲密的关系。很明显，希特勒对于个人的因素最不感兴趣。照他看来，一切人类都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达到其政治野心而已。他自己对于德国的军人，毫无任何感情上的联系。
【求兄弟们收藏，关于二战中著名的人物，落叶不会去胡编乱造，一定会以历史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在本书中不得不交代的历史人物也会在免费章节里面交代完毕。】
同样，其他两个军种的总司令对于大战略的问题也是毫无影响作用。陆军总参谋长对于陆军兵力的全盘分配，根本没有发言权，常常不知道哪些部队和物资将会送往其他的战场。在这种环境中，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处与陆军总参谋部之间的冲突就无可避免。希特勒似乎是故意造成这种冲突，以便在任何时候都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有决定权。自然，这种恶劣的组织注定了要使整个的高级军事领导归于崩溃。希特勒对于其自己的意志力和军事能力估计过高，又产生了另外一种后果，那就是他用个别的手谕来直接指挥下级部队，这种情形日益恶劣。
德国军事领导体系中经常强调一个特点，即希望各级指挥官都能发挥主动精神，并敢于负起责任。一切的措施都以发挥这种特点为理想。所以，照原则上来说，较高级指挥部的“训令”和中下级指挥部的命令，对于其下级单位都是只以“指定”任务为限度。至于如何去执行指定的任务，那却是下级指挥官本身的事情，上级不应加以干涉。德军往往能够战胜敌人，这种处理命令的制度要算是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对手的命令常常是非常详细，把所有下级指挥官的行动都加以限制了。除非是万不得已，德军方面总是以尽量不侵越下级单位的权限为原则。
可是希特勒，却认为他自己坐在办公室中，要比在前线上的指挥官对情况还有更好的了解。他忽视了标记在他那幅太详细的情况地图上的情况，事实上赶不上情况的发展。而且从那样远的距离上，他也不可能判断前线上的行动何者为适合和必要。
他逐渐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爱用手令去干涉集团军群、集团军和更下级单位的行动，这是与他所应关心的范围完全不相干的。虽然过去在古德里安自己的指挥范围之内，一直不曾受过干涉，但是当古德里安从费特布斯克前往罗斯托夫时，中途在一个火车站上曾经与克鲁格元帅会晤，他却曾经给予古德里安以一个预先的警告。他说在中央集团军群方面，任何一个兵力超过一营以上的行动，他都得事先与希特勒商量一下。虽然古德里安以后总算未受到这种不可以忍受的干涉，可是由于希特勒的多管闲事，已经使古德里安们与最高统帅部之间有了够多的冲突。
这种希特勒个人的命令，通常对于指挥和作战都只会具有妨碍作用，相反的，希持勒又极不愿意颁发长期性的作战训令。当他愈是把“不惜一切代价死守”的原则，当作其政策的要点时，于是也就愈不愿意颁发长期性的训令。因为他已经不信任其部下，所以害怕这种长期的训令会使他们获得了行动自由，做他所不愿意的事情。不过，这样的结果却是使一切领导作用都丧失了。长久时间之后，甚至于连一个集团军群若无统帅部的命令，都无法行动了。古德里安们时常回忆到古德里安们在克里米亚时的情况，那时古德里安们具有充份的行动自由。
有许多的记录都说希特勒的态度是很粗暴的，有时口中喷着白沫，甚至有时还会咬地毯。诚然，他有时会丧失自制能力，不过当古德里安在场的时候，却只看过他发过一次坏脾气，那就是与哈尔德的争吵。很明显，希特勒是看人打发的。专就古德里安个人的经验而论，他一直都还能保持着应有的礼貌。即使古德里安们的意见冲突，也都不曾红过脸。
希特勒要算是一位心理专家，对于凡是来见他的人，他都有一套办法来说服他，并使其接受他的观点。此外，他当然也知道任何来拜见他的人所具有的动机，并且早已经准备好了一套答辩的理论。他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足以说服他人接受他自己的观念，不管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尤其是某些刚刚从前线上回来的军官，对于他毫无认识，更易于受到他的欺骗。在这种情况下，当这个人出发时，他心理只想把前线上的事实真象告诉希特勒，可是回来的时候却完全被希特勒说服了，而且更充满了信心。
当古德里安充任集团军群总司令的时候，为了作战的问题，常常与希特勒发生辩论，使古德里安感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为他自己的观点辩护时，实在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韧性。几乎一争论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他的来宾会达到他的目的，但多数却是空手回去，最好的安慰也只不过是空洞的诺言而己。古德里安所认识的人中间，再没有哪一个在这样的讨论中具有与他同等的持久力。与一个前线指挥官之间的争论，最大限度的时间充其量也还不过几个小时，可是总参谋长柴兹勒尔上将为了要求希特勒采取必要的行动，常常是一争论就是好几天。当这种争论正在进行之际，古德里安们总是惯于问柴兹勒尔他们已经达到多少“回合”了。
此外，希特勒用来为其观点辩护的理由(古德里安在这里所指的包括纯军事的在内)，通常也还是不易加以驳回的。尤其是在有关作战意图的任何讨论中，所争论事件的后果几乎无人能作绝对正确的预测。在战争中没有一件事能够确定，不管是说的还是做的。
当希特勒自己感觉到他在战略方面的意见，不能予人以任何良好印象时，他就马上会从政治或经济的领域中去寻找理由。因为他对于政治和经济情况的知识，是任何前线指挥官所无法比拟的，所以他的辩论在此时通常就也更显得理直气壮。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古德里安们也就只好坚持着说，假使他不同意古德里安们的建议或是向他所提出的要求，则在军事方面一定会发生恶劣的后果。于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也就会随之而受到恶劣的影响。
相反，尽管他不愿意接受要求，可是却常常表现出来他是一个善听者，而且有时他也能作客观的讨论。
这样一位宿命论的独裁者，他所思考的就是他的政治野心，而且生活在他的“天命”信仰之中，所以与其军事将领之间，自然很难发生任何亲密的关系。很明显，希特勒对于个人的因素最不感兴趣。照他看来，一切人类都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达到其政治野心而已。他自己对于德国的军人，毫无任何感情上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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