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州的事件，在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之后终于落下了帷幕。这一方面是各方面的暗中积极活动，另一方面，由于南进派十分适合的在这个节骨眼上跳了出来，元老院的注意力很快就又被吸引过去了。
解迩仁虽然被口诛笔伐，搞得声名狼藉。不过结局还算差强人意，只是被安排回宣传口，到真理办公室负责“材料审核”工作，算是落了个闲职靠边站。
一度被集火的组织和政保部门，虽然亦被“批评”，但是实际并未受到实质性的损害。各方经过一番紧张的磋商勾兑之后，同意了马甲提出的一系列政保人事变动和增加地方分支的建议，元老院随即通过了一系列的紧急预算案，追加了政保局和护卫总局的预算。原本几乎只有一块牌子的护卫总局也算是落到了实处。虽说追加预算是预料之内的事情，还是让财务部门眉头紧皱。
不过梧州事件造成的后果却是影响深远，解迩仁的失败虽然在大局上无足轻重，却印证了元老院内部长期以来的某种意见：元老院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进行大陆攻略。
在这种活生生的“惨案”面前，元老院的民意又从“扩大战果”改为“苦练内功”。如今广东的瑶乱如火如荼，广州的鼠疫尚未结束，他们又要面对环境更为复杂的广西了。再要四面出击，如果说军事上元老院尚可支撑，民政、物资和财政上的压力已经大到近乎要崩溃的地步。程栋在给内阁的报告中多次提出，由于银元券印刷过多，实际已经无法做到在海南和广州特别市范围内的银元的通兑。
一定程度上来说，目前和大明的贸易断绝和广州的鼠疫限制了商业活动，实际上是挽救了新币，使得银元通货不足的问题没有暴露出来。
经过再三磋商之后，元老院在1635年的十一月，召开了一次非正式的全体会议。就下一步的大陆攻略进行了讨论。
虽然受限于许多元老外调和出差，能出席的元老只有不到一半人，不过在会议前办公厅就将主要议题通过电报方式发给每个元老，让他们就各自议题发表相关看法。
大约是因为听证会上已经出过了火，各方也有大致可以接受的结果，所以这次大会难得没有进行激烈的争论，各方就局势进行了讨论，最终达成了一个新的大陆攻略方案。
说新方案和老方案差别不多，但是再次明确，大陆攻略行动的终点为“全取两广”，在完成这一战略目的之后，将不再对大陆地区展开新的全面攻势。
不仅如此，元老院在会议上还明确指出，在今后“三到五年时间内”，将大幅度减少旅级的大型军事行动。军事行动的规模和频率将大幅度减少。伏波军和海军的规模不再扩大。重点充实以国民军为主的治安战部队。
总体而言，新的战略从“开疆拓土”转变到“深度治理”上。
原本方案中的核心区、绥靖区和治安区的分类和施政方针不变，但是核心区范围扩大为广州特别市、佛山实验区、梧州市、南宁市和桂林市作为五个主要核心区。
除了佛山之外，其他各市都是由原明国的“府”直接转化过来的，除了附郭县之外，大多存在管辖面积过大的问题。所在核心区的治理大多只集中在附郭县亦即府城的范围之内，视情况再在其他所辖县推广。也就是说广州特别市虽然是核心区，但是实际推行“深度治理”的只有南海、番禺、三水这三个县。其他核心治理区亦类似。
在这五个核心区之外，两广的重要地区交通枢纽、商业中心和新建的工矿业中心，亦将作为“深度治理”的对象。这些地区在总体原则上把握“宜少不宜多”，“所管辖地区最大不超过一个县。”
在干部委任上，归化民干部配置的比例将按照心区、绥靖区和治安区逐层减少。在机构和社会改革上的力度也逐次缩小。加大了对“留用人员”的认定使用范围。原本当地的明国地方官员投降的，只要官声考绩尚可的，均可异地调用。对一些治理困难，情况复杂地区，原任官员有较为突出的治理业绩的，经过考察后可以原地留用原职。
清理田亩，推进新税制的工作将只限于核心区，绥靖区和治安区按照过去明国的税赋额度进行征收。
对原本的社会改造，新方案的调门降低了不少。基本确定只在核心区推行。
绥靖区和治安区的措词是“改良”，只明确对“GJI”“乞丐”和“牙行”进行全面改造整顿。过去十分排斥的宗族，措词的调门也大幅度下降了，明确提到，在绥靖区和治安区“禁止宗族对司法和行政的干涉，逐步消除宗族影响”，删去了原本重点提到的“重点打击、逐步消灭宗族势力”的语句。
这一做法毫无例外的在元老院内部引起了争论，不过争论不算太激烈。因为过去他们宗族的势力和作用了解的有限，在解决海南岛当地宗族上太过容易，难免产生了轻视的念头。但是这几个月来广东的现实给他们深刻的教训。宗族势力不但有非常广泛的社会基础，代行着许多官府无法照管到的社会服务工作，更要紧的是，在许多汉瑶杂处，治安紊乱的地区，宗族还是重要的社会稳定器。
解迩仁虽然被口诛笔伐，搞得声名狼藉。不过结局还算差强人意，只是被安排回宣传口，到真理办公室负责“材料审核”工作，算是落了个闲职靠边站。
一度被集火的组织和政保部门，虽然亦被“批评”，但是实际并未受到实质性的损害。各方经过一番紧张的磋商勾兑之后，同意了马甲提出的一系列政保人事变动和增加地方分支的建议，元老院随即通过了一系列的紧急预算案，追加了政保局和护卫总局的预算。原本几乎只有一块牌子的护卫总局也算是落到了实处。虽说追加预算是预料之内的事情，还是让财务部门眉头紧皱。
不过梧州事件造成的后果却是影响深远，解迩仁的失败虽然在大局上无足轻重，却印证了元老院内部长期以来的某种意见：元老院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进行大陆攻略。
在这种活生生的“惨案”面前，元老院的民意又从“扩大战果”改为“苦练内功”。如今广东的瑶乱如火如荼，广州的鼠疫尚未结束，他们又要面对环境更为复杂的广西了。再要四面出击，如果说军事上元老院尚可支撑，民政、物资和财政上的压力已经大到近乎要崩溃的地步。程栋在给内阁的报告中多次提出，由于银元券印刷过多，实际已经无法做到在海南和广州特别市范围内的银元的通兑。
一定程度上来说，目前和大明的贸易断绝和广州的鼠疫限制了商业活动，实际上是挽救了新币，使得银元通货不足的问题没有暴露出来。
经过再三磋商之后，元老院在1635年的十一月，召开了一次非正式的全体会议。就下一步的大陆攻略进行了讨论。
虽然受限于许多元老外调和出差，能出席的元老只有不到一半人，不过在会议前办公厅就将主要议题通过电报方式发给每个元老，让他们就各自议题发表相关看法。
大约是因为听证会上已经出过了火，各方也有大致可以接受的结果，所以这次大会难得没有进行激烈的争论，各方就局势进行了讨论，最终达成了一个新的大陆攻略方案。
说新方案和老方案差别不多，但是再次明确，大陆攻略行动的终点为“全取两广”，在完成这一战略目的之后，将不再对大陆地区展开新的全面攻势。
不仅如此，元老院在会议上还明确指出，在今后“三到五年时间内”，将大幅度减少旅级的大型军事行动。军事行动的规模和频率将大幅度减少。伏波军和海军的规模不再扩大。重点充实以国民军为主的治安战部队。
总体而言，新的战略从“开疆拓土”转变到“深度治理”上。
原本方案中的核心区、绥靖区和治安区的分类和施政方针不变，但是核心区范围扩大为广州特别市、佛山实验区、梧州市、南宁市和桂林市作为五个主要核心区。
除了佛山之外，其他各市都是由原明国的“府”直接转化过来的，除了附郭县之外，大多存在管辖面积过大的问题。所在核心区的治理大多只集中在附郭县亦即府城的范围之内，视情况再在其他所辖县推广。也就是说广州特别市虽然是核心区，但是实际推行“深度治理”的只有南海、番禺、三水这三个县。其他核心治理区亦类似。
在这五个核心区之外，两广的重要地区交通枢纽、商业中心和新建的工矿业中心，亦将作为“深度治理”的对象。这些地区在总体原则上把握“宜少不宜多”，“所管辖地区最大不超过一个县。”
在干部委任上，归化民干部配置的比例将按照心区、绥靖区和治安区逐层减少。在机构和社会改革上的力度也逐次缩小。加大了对“留用人员”的认定使用范围。原本当地的明国地方官员投降的，只要官声考绩尚可的，均可异地调用。对一些治理困难，情况复杂地区，原任官员有较为突出的治理业绩的，经过考察后可以原地留用原职。
清理田亩，推进新税制的工作将只限于核心区，绥靖区和治安区按照过去明国的税赋额度进行征收。
对原本的社会改造，新方案的调门降低了不少。基本确定只在核心区推行。
绥靖区和治安区的措词是“改良”，只明确对“GJI”“乞丐”和“牙行”进行全面改造整顿。过去十分排斥的宗族，措词的调门也大幅度下降了，明确提到，在绥靖区和治安区“禁止宗族对司法和行政的干涉，逐步消除宗族影响”，删去了原本重点提到的“重点打击、逐步消灭宗族势力”的语句。
这一做法毫无例外的在元老院内部引起了争论，不过争论不算太激烈。因为过去他们宗族的势力和作用了解的有限，在解决海南岛当地宗族上太过容易，难免产生了轻视的念头。但是这几个月来广东的现实给他们深刻的教训。宗族势力不但有非常广泛的社会基础，代行着许多官府无法照管到的社会服务工作，更要紧的是，在许多汉瑶杂处，治安紊乱的地区，宗族还是重要的社会稳定器。